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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16日 星期四

從瘦肉精,看官民互動關係

作者:陳曼麗 /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 董事長 / 看守台灣協會 監事

2012年,民間團體在「進口美國牛肉是否要開放瘦肉精」的議題上,和行政院執政團隊起了大大的爭執。台灣政策對瘦肉精是禁用,但行政院是打算要開放瘦肉精,而民間團體是反對的。從記者會反對聲浪,到地檢署檢舉,到監察院陳情,到遊行串連,到立法院公聽和旁聽,民間〈反美牛瘦肉精聯盟〉幾乎是週週發出聲音。

官方從一開始就是要開放的態度,出文宣品又強力動員遊說,擺明就是要讓台灣開放瘦肉精。有一次,行政院本部的處長出來接見民間團體,居然說出:「牛肉含瘦肉精,就好像蔬果含農藥,擔心的人就選擇不要吃,或是去吃有機的。」這樣的心態,讓人民更不安心,好像讓一些不好的東西(類似瘦肉精和農藥)變得合理化了。台灣有機蔬果生產量不到百分之五,人民只能自求多福,自力救濟。

國際上對瘦肉精是有爭議的。對動物而言,讓動物圈養後餵含萊克多巴胺飼料,令動物產生焦躁具攻擊性,還會軟腳跛行,非常不符合動物福利。人,經由食用牛肉移轉到人體的實驗,並未完整,只有生產瘦肉精的禮萊公司提出一份六位成年男子的實驗報告,沒有其他數據,所以沒有「安全報告」,也沒有「不安全報告」。

美國說:這是政治議題。台灣不讓瘦肉精美牛進口,美國就不跟台灣談經貿協議。美國也是用這樣的手法在日本和韓國操作,日韓民間反對聲浪升高,日韓政府對美國說,我們國家人民反對,所以,你要給我多一點利益,我才能向國人交代,所以日韓拿到他們要的利益。相對台灣,政府沒有運用民間的力量,不把民間當助力,反而當阻力,一昧壓制民間的聲音。當執政黨的立法委員不敢站出來時,三組在野黨的立法委員倒是對行政院的官員嚴格質詢,毫不鬆懈。這也讓民間團體看到政治角力的利害面。

七月六日,在國際上CODEX做出69:67表決瘦肉精的決定後,七月二十五日,台灣立法院臨時會也在國民黨占優勢的情況下強行通過開放瘦肉精。民間團體看到執政團隊的喜悅表情,反而顯得非常失望。這就是政府嗎?

民間憂心,政府有能力去檢查標示嗎?民間希望是能標出肉品的瘦肉精成分ppb是0? 5? 還是10?我們不想吃有瘦肉精的牛肉,總要標示出來,人民才能選擇。現在強制標示的「只有產地」,所以消費者只能看產地是「台灣」「美國」「加拿大」「澳洲」!我們希望美國還是有不含瘦肉精的牛肉賣到台灣,而不要「劣幣驅逐良幣」,連原來的優良美國牛肉也不見了!

民間監督政府,參與政策討論。但在瘦肉精的議題上,我看到政府討厭民間,連會議也不邀民間團體一起好好商議,難怪有民間學者進去之後, 要求資訊公開不得,憤而離席。台灣離民主,還很遠哪!

⊙ 本文簡版刊載於7月30日立報看守台灣專欄

2012年7月16日 星期一

在地行動 拯救未來

作者:謝和霖/看守台灣協會秘書長

號稱有4萬多人參與的里約+20地球高峰會已於6月22日落幕,並發表了《我們希望的未來》這一文件。該文件洋洋灑灑,共53頁、283條文字,涵蓋永續發展的各個層面,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聲稱這是多邊主義的重大勝利,因為各國透過這份文件,重申他們對永續發展的政治承諾,同意建立一套永續發展目標,並設立關於永續發展的高階政治論壇。同時該份成果文件也「呼籲」各國採取廣泛行動,比如說發展綠色經濟來達成永續發展、強化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角色、提倡企業永續性報告的措施、採取比GDP更進一步的方式來評估國家福祉、建立永續發展的籌資策略、採行十年的規劃架構來處理永續消費與生產的議題。

然而公民社會對這份文件並不表滿意。國際削除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網絡(IPEN)評論指出,這份文件「雖然全面,然而內容相當薄弱,無法反映人類所面臨全球危機的急迫性。」的確,該文件中雖體認到許多問題,強調各種處理原則的重要性,但缺乏強制性與具體的行動與目標;甚至某些文字不當或模糊不清,而予不永續產業可趁之機。另外,「這次高峰會雖然號稱有公民社會的全面參與,但顯然沒有反映公民社會的聲音。許多工作小組因為會議空間擁擠,很快地就謝絕非政府組織的參與,而只有各國代表才能在工作小組的會議上發聲。」由公民社會所舉辦的周邊活動和大會場所分隔在城市兩端,坐公車要花三個小時,這表示許多國家代表並沒有聽見數千個公民社會團體所傳達的重要訊息。

這樣的結果是可以想見的,毋寧也是悲哀的。當前人類面臨了許多迫在眉睫的危機,危及我們的生存,然而在既得利益者阻撓下,這份危機感卻無法轉化為有力的集體行動。這些既得利益者可能是石油大亨,或者是不肯犧牲些許經濟利益的國家。這也反映了各國公民社會力量的不均與不足,無以讓短視的企業或國家政府就範,達成我們真正想要的未來。在多數國家的政治議程上,永續仍只是個漂亮口號,重要性仍不及眼前的經濟危機;儘管目前的經濟其實是永續的絆腳石,應趁此波經濟危機進行大幅度的經濟轉型,但因循苟且的施政理念仍充斥全球舞台。美、英、德三國元首均未親臨此高峰會,即可見一斑。

面對這種各懷鬼胎的國際困境,我們不能巴巴地等著各國政治人物達成共識來拯救我們,而是必須展開更多的在地「自力救濟」行動,從個人、社區、城市,擴展到國家,讓永續成為全球潮流。而國家政府在無力推動永續進程下,至少應該下放更多自治權利給地方政府,讓他們可以推動比中央政策更嚴格、積極的治理行動,畢竟要達成地方共識比達成國家或全球共識容易許多。比如高雄、花蓮、雲林要開徵碳稅,拿不出更多錢來補助地方政府進行環境治理的中央政府有何立場說不?

⊙ 本文簡版刊載於7月2日立報看守台灣專欄

2012年6月19日 星期二

社區之環保為用大矣

作者:金心/看守台灣協會 會員

社區(Community),是一個常聽到的名詞,在生態學上也可翻譯為「群落」,表示一群共同生活存在的生物,與其生存環境(或說棲 地)所組成的一種互動、共生的結合體(或社群),也有翻譯為「共同生活體」、「命運共同體」等。

19世紀德國社會學家F.Tonnies認為,社區指的是具有根源、道德一致、親密及友誼的連結;成員對團體認同,具有生命共同的一體 感。社區是以生存、生活和生涯發展為目標,以友誼、互助和感情為特性(林振春,1995)。在社會學上之定義,依徐震(1992)之整理彙集,指「社區」 應包含居民、地區、共同關係、社會組織以及社區意識等五項要素;並提出綜合的應用性定義:「社區,是一居住於某一地理區域,具有共同關係、社會互動及服務 體系的一個人群」。(可參見:崇維的部落格--新浪部落

台灣的「社區」,在行政組織上,可相當於「里」、「鄰」,或村落、街坊,其組織定位及範圍,原則上不是很嚴格的,主要在其功能及精神。 在環境問題上,很多個人生活上、街道角落的環境問題,生活品質維護及污染防制、安全防護等,宜以社區自治及自我管理的要求,追求解決及改善。

若說,每個人是污染(排放)者,但也常是受害者;人皆在追求已利,但也要顧及公益、尋求群體和諧。在法律上常以微罪不舉,無法處理小的違規行為,但社區內的自治及管理規章(或地頭規矩)就可予以處理、懲罰教訓。常見的社區陳情,尤其是臭味、噪音問題、社區之狗大便問題等,可由社區自律來處理。所謂的鄰避設施,若要設在某鄉鎮內,當然要獲得當地居民的同意、認可及體諒;但這隱含著社會對「零污染」是不存在的認知,及對某種可接受、可忍受程 度污染的妥協。

但社區自治也要注意以下幾點,(一)社區居民最大,且有其自主權或主權,有權做最後決定;(二)社區居民要有良好的組織運作及自我管 理;(三)需避免直接實質利益為主導及選舉勢力之操弄;(四)應呈現最多的善,以正面價值為發展主軸。

傳統的「里」、「鄰」組織,僅是國民黨行政組織控制下的一個小單位、小階層(屬內政部、民政係統下統籌;目前非屬院轄市、五都的鄉鎮機關,法令上仍係自治機構)。在民進黨執政時期,特別注重及發展「社區」組織,彼時由文建會推動成立類如「社區發展協會」民間自發性團體,成立社區大學,最盛時還有「社區寫村史」等運動。由於社區的正面發展及主動、活潑,呈現一波波頗有活力的社會趨力及盛景,民間活力發舒伸展。但由於價值及功能不一樣,彼時,有些「村里長」與「社區發展協會」互相爭奪而不睦,這是很可惜的。

廣泛來看,社區之環保為用大矣。環保以外的各種社會功能更多,如社區照護及安養、綠美化、守望相助、地區文化(文物、建築等)保存、社會教育等,甚至社區內停車問題都可由社區來自主管理。我們希望政府及各界(如公益性基金會),注重及善用「社區」之功能,而不要只是對區長、里鄰長為選舉 之操弄。

◎本文簡版刊載於6月4日立報看守台灣專欄

2012年5月2日 星期三

等待一個「一臂之遙」的公視體制

作者:鄭同僚/前公視董事長

兩人對峙,若超過一個手臂距離,人雖動怒,敵在眼前,卻揮拳打不到;但隔一臂之遙,若扯喉拉嗓叫罵批評,卻足夠讓對面的人如雷貫耳,十分不舒服了。

民主國家公共電視由公共經費支持,經營則獨立自主,外力通常無法干預;但制度設計上,公共電視仍需要面對公眾,負起責任。其主要設計, 就是讓監督的力量,保持一臂之遙,可以有效監督,但卻不能對公視造成實質干預。一臂之遙,因此是民主國家公共電視保持獨立自主的象徵。

為了貫徹黨政軍退出電視媒體的社會共識,並維護媒體專業自主,立法院在2006年初通過了《無線電視事業公股處理條例》,將原民電視台、客家電視台、宏觀電視台三台的製播業務交由公視基金會辦理,實質上,也就是將這三台變成公共電視的一環。

可嘆的是,不論藍綠執政,政府在執行三台公共化的過程中,都沒有誠意建立可長可久的制度。六年來,不同執政者顯有相同的私心,都把經營 三台相關的經費編列為業務費,然後採取一年標一次的標案方式交給公視。 政府標案的形式,主要問題在於主管機關根據採購法,事前會訂定許多限制電視台自主的標規,過程中與事後又有許多的核准、驗收等等手續,對公廣集團有不少牽 制與干預的機會。公共電視如果不斷要被業務主管機關核准、驗收,拿人手短,處處受掣肘,想保持自主經營,實質上就很難做到。

如此看來,原客宏三台現在交由公視辦理的制度,絕非民主國家慣見理想的一臂之遙。我們的制度,充其量只能算一指之遙;一指之遙太近,政府稍不節制,揮拳可至,獨立自主的公視價值如何得以確保?

觀乎過去幾年,公視和三台主管機關訂約過程爭議不斷,執政者常有意無意,想把應屬公共的電視台挪移轉化成為己宣傳的政府電視台;現在的制度,實際上已經讓原客宏的經營,無法成為真正獨立自主的公共媒體。

要讓原客宏的經營由一指之遙的窘境轉到一臂之遙的較理想境界,其實不難。政府可修法將原客宏三台直接納入公視體制,從此將經費編為和公視一樣的捐贈款,修法前,也可透過行政院內部協調,將下年度預算由業務費改為捐贈款,都可免去標案帶來的種種束縛。

不管哪種方法,都是當前執政又擁有國會多數席次的中國國民黨可以輕易做到的;比較難確定的,大概是當前執政者是否具有足夠的心胸與見識,去接受一臂之遙公視制度的胸襟與見識吧。

⊙本文刊載於4月30日立報看守台灣專欄

2012年3月23日 星期五

民眾為何要被迫承受不公平正義的風險?

作 者:耀日 /看守台灣協會會員

日前一位自稱風險評估專業的溫啟邦醫師撰寫文章,認為美牛風險比騎機車低,文章內容呈現出溫醫師對風險本質的誤解,而這種觀點顯然也是 馬政府在專家會議做 出還沒有足夠證據可以證明瘦肉精風險程度的結論後,就貿然有條件開放、漠視民意的基本心態之一。本文將針對這種謬誤觀點提出澄清以正視聽。

選擇機車作為交通工具的原因很多,對多數的機車騎士,應該是志願跨上機車,在啟動那一瞬間,應該是對自己的技術與機車性能有信心。一位 騎士在騎車出門時, 如果想到這趟出去可能會發生車禍,因為台灣的統計資料顯示騎機車發生車禍的機率高,他心理會提醒自己要小心,注意來車、路況與交通號誌,因為台灣多數的民 眾都是理性的自我風險管理者。騎機車發生車禍往往出於一時疏忽或是有人不遵守交通規則。在風險分類上偏向屬於志願承受、可控制、熟悉、可預期、公平、非災難性與個別等的風險。在風險認知大師Paul Slovic於1978年發表於國際知名期刊科學(Science 1987;236:280-5)的一篇文章中就說明這類型的風險是比較為民眾所接受。

但是開放含萊克多巴胺的牛肉(不是只有美國進口牛肉,其他國家進口牛肉也可以含萊克多巴胺)進口後,當然可以標示牛肉產地,但受限於台灣食品標示系統,管理加工肉品的標示會有困難。消費者無法辨識含瘦肉精的加工肉,可能被強迫承受萊克多巴胺的風險,這種風險可能也不是消費者個人可以控制(消費者不可能在每 次食用前,針對要食用的肉作萊克多巴胺的分析檢測)。另外政府也表示開放含萊克多巴胺牛肉,可以開啟台美貿易諮商會議與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會議,因此這個政策可能會為企業帶來利益,企業人士因獲利反而不會消費含萊克多巴胺的便宜牛肉。可是對主要消費族群,也就是要承受風險的普羅大眾卻很難分享到利益。這種被 迫承受政策帶來的風險與享受因政策產生的利益可能是不相同的人,這種風險即使是低,民眾的風險認知也會比較高。因此在台灣食用牛肉而攝取萊克多巴胺的風險就可以歸類為不公平、非志願承受、與非自我可以控制的風險。對民眾而言這是一項新而不熟悉的風險,因為對萊克多巴胺的效應無法預期與不了解,也不了解對未來子孫的影響等。這種風險,在Paul Slovic的文章中明白指出比較不易被民眾接受。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歐盟國家民眾願意接受比較高的開車風險,拒絕風險可能比較低的含萊克多巴胺牛肉。

風險溝通應該是雙向對話,以想要說服或教育對方、認為民眾知識不足或是被誤導的溝通方式是不了解風險溝通。國際的風險分析(包括風險評估、溝通與管理)架構已進步到以民眾參與為中心的過程,但在過去幾個星期來,看到政府危機溝通(和風險溝通)實在做得不好,不願意坦誠面對民眾與專業的質疑,這樣作只會治絲愈棼。建議解決萊克多巴胺的爭論,政府單位應該落實國際衛生組織公告的食品安全管理架構,真正尊重專業,讓民眾充分參與。

◎本 文簡版刊載於3月15日立報

專家會議陽光 化、政治決策民主化

作 者:簡妤儒 /社會學博士候選人、看守台灣協會研究員

近來引發社會高度關注的禽流感疫情隱匿爭議,以及行政院匆促宣布將「有條件解禁」添加萊客多巴胺的美牛進口,都凸顯出政府決策體系的封 閉蠻橫,也引發民眾對食品安全與健康風檢的疑慮。在兩起事件中,官方往往以科學作為合理化政府決策的擋箭牌,聲稱「缺乏科學證據證實瘦肉精對人體有害」,或者推稱疫情爭議只是「高低病原判定問題」。

無獨有偶地,美牛與禽流感爭議都暴露現行專家會議與決策模式的限制。首先,科學研究可能受限於當時的提問與技術,也往往具有高度不確定性。舉例來說,目前 沒有專家有能力預測原本就不斷變異的病毒究竟哪一天會發展出人傳人的能力,沒有專家能斷定病毒變異的原因(究竟是自然漂移還是疫苗誘發),各國專家們對於 只有六個受試者的人體研究能否用來推定瘦肉精殘量標準也沒有共識。當政治決策遇上這類缺乏完整科學定論的狀況時,德國環境法裡採用的「預警原則」 (precautionary principle),應可作為政治決策的參考,以避免讓民眾承擔不採取預警措施的未知風險。很遺憾地,在兩起事件中,府院和行政官僚卻寧可在專家共識與精確科學證據形成之前低估風險,或是讓風險個人化,使得健康與安全淪為一個昂貴且未必有保障的個人選擇(像是「你可以選擇吃有機食品或不吃美牛」)。

此外,專家討論過程往往淪為黑箱,由官方片面決定誰是專家,以塑造出專家已達成共識的一言堂;或者如紀錄片導演李惠仁質疑的,利用研究 資源補助來箝制專家 的意見表述。在行政院召開美牛跨部會專家會議過程裡,就數度出現受邀專家公開抗議討論過程不公開,或事後表示會議結論被府院曲解為美牛開放背書,也有專家直指有「被騙的感覺」。美牛與禽流感事件中專家的尷尬角色,乃至前防檢局長主導會議結論的錄音公佈,皆突顯出政策討論與決策陽光化的重要性。倘若真如政府 強調,科學證據為決策的重要基礎,專家會議更應公開透明。政院若能主動公告會議紀錄甚至播送會議過程,不但有助於消除公眾對專家是否秉持專業立場的疑慮, 鼓勵與會專家秉持專業提供建言,更可以成為科普教育與政策溝通的管道,並讓公眾有機會檢視專家與行政官僚的討論與過程,落實行政責任的透明化。


再者,縱使專家學有專精,也未必樣樣皆通。專家對問題的理解與提出的解決方案可能受限於學術專業。舉例來說,病毒學家或獸醫專家有能力 判斷高病原與低病原 病毒,卻未必能完全闡明生產、加工、銷售、甚至跨國運送過程對食品安全所造成的風險。貿易專家與經濟學家或許可以估計美國簽訂貿易暨投資框架協議 (TIFA)對國家進出口產業帶來的利益或衝擊,卻未必考量到健康風險可能加重國家健保負擔。傾向專精化的專家會議往往容易導致將焦點放在狹隘的技術爭議 上,把問題轉化為技術、標準、管理問題,爭論著氨基酸序列、死亡率、毒物殘量標準,而不去檢討工廠化大量養殖、農業藥品濫用、以及國家管制執行的困難所造 成的健康風險。專家與行政官僚因此往往不去探討農民私自採用非法疫苗的結構成因,不去檢討「三管五卡」為何失效,也疏於傾聽消費大眾對食品安全的憂慮。要 避免專家會議淪於技術論爭或背書大會,專家會議應該更為多元開放,政策諮詢討論過程不僅應該廣邀不同專業領域的專家提供意見,更應該開放民間團體與相關公 民代表(作為非學術領域的專家)一同參與討論,積極尋求專業與社會共識。

美牛與禽流感事件所造成的高度社會關注與爭議,暴露了現行政府決策模式與專家會議的限制。不少民眾都質疑在高度民主化的台灣倉促宣布開 放美牛的正當性,甚至懷疑起政府與專家的誠信。當政府越來越強調決策的科學基礎時,如何避免專家淪為不民主決策的護身符,健全化專家角色,提供公共參與的 平台,更是一個民主 社會與政府不能不去面對的重要課題。

◎本文簡版刊載於3月12日立報看守台灣專欄

瘦肉精、人民驚

作者:黃煥彰/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副教授 
 
當初台灣在放寬美國牛肉及其產品進口時,為了確保國人食品安全,定下「三管五卡」措施,所謂「三管」,就是要管源頭、管邊境、管市場; 所謂「五卡」,是要 透過核、標、開、驗、查等五道關卡,同時規定不得檢出瘦肉精萊克多巴胺,來確保其安全。然而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於2012年3月8日發表針對市售15件牛肉 商品的瘦肉精抽樣結果,竟發現有4件美牛驗出1ppb以上的「萊克多巴胺」,瘦肉精的檢出率竟高達26.6%,形同台灣政府遭美國政府公然「霸凌」,「三管五卡」的失靈,不但突顯台灣政府的無能,更埋葬執政者的誠信。

2012年3月8日馬英九總統突然宣佈以「安全容許、牛豬分離、強制標示、排除內臟」,對飼料添加瘦肉精萊克多巴胺的牛肉「有條件解禁」,大部份的國民黨 立委也從強烈反對轉支持。2007年8月20日國民黨總統參選人馬英九明確表示,反對政府擬開放美國豬肉使用瘦肉精,但國內豬肉卻禁用瘦肉精,馬英九說這是「一國兩制」的行為。而今貴為總統的馬英九,正準備執行美國牛可含瘦肉精的政策,而台灣養牛業者對飼料添加瘦肉精萊克多巴胺需向農委會提出申請,這是否 也是「一國兩制」?從反對到通過,馬英九總統的改變是品德教育的欺騙還是權力的傲慢?

該借鏡的故事,1938年英國醫生所合成的二乙基人造雌性激素(簡稱DES),在人體中可發生類雌性激素之功能,被醫界認為是仙丹。早 期用來治療婦女之流產和早產問題,進而被廣泛應用於協助產後母親停奶、治療小孩粉刺、攝護腺癌、淋病,其至抑制長得太高的十幾歲小女孩的成長高度。農人也大量應用DES為家畜之食品添加 劑,或從頸部、耳部植入,以加速雞、牛和其他家畜的生長。1957年美國中西部的養貂業發生母貂的生育問題,原因是母貂吃了以DES餵食的雞雜碎。30年 後,也就是1966~1969年間,波士頓醫院(哈佛大學的教學醫院)的醫生發現,原本只會發生在年紀大於50歲之婦女的陰道癌,居然發生在15~22歲 的年輕女孩身上,令他們驚訝的是8位患者中,有7位她們的母親在懷孕的最初3個月時曾服用DES。但在懷孕20週後才服用DES的母親,所生下的女孩則未發現類似的病變。

而瘦肉精真的安全嗎?一篇人類流行病學研究指出,與萊克多巴胺同屬「乙型受體素」的安胎藥成分「特布他林」,經孕婦服藥後產下自閉症嬰兒風險,比未服用者高出四倍之多。歐盟針對萊克多巴胺安全評估報告中所引用一篇研究指出,經餵食高劑量萊克多巴胺的雄鼠會出現睪丸變小的現象。面對爭議性這麼大的民生議題, 政府實應透過公民投票,由人民共同決定未來。

◎本文簡版刊載於3月19日立報看守台灣專欄

2012年3月9日 星期五

社區環境改造, 從乾淨開始

作 者:陳曼麗/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董事長、看守台灣協會監事

台灣環境的重大議題,不論是停建國光石化廠,或是保留阿塱壹古道,都受到矚目。在一般社區中,不見得能有機會發生環境重大事件,受到全 國注意。社區經營是 一點一滴,必須靠社區人一起來做些環境維護,讓社區越來越優質,居民越來越幸福。

近幾年,有機會深入社區觀摩,發現社區生活環境是否良好,從大街小巷,家戶門口,是否亂置垃圾包、塑膠袋、廣告紙、雜物,可見端倪。這些雜亂東西,如果社區人視而不見,社區環境要變好,很難!

有時,我看到很熱心盡責的里長,邀請居民組織志工一起來清掃街道,維護環境整潔。但是,有些里長從來不做這些環境清潔的工作,讓社區一 直髒亂下去。有些大樓設有社區管理委員會,由社區人自行管理,住戶繳費共同雇用管理人員,維護居住品質。而在沒有社區管理委員會的地區,里長的角色變得非常重要,里長有能力,社區就會面目不同。

台灣社區遵行環保政策規範,垃圾強制分三類,清潔隊的車子來的時候,如果沒有將廢棄物分為「資源回收類」、「廚餘類」、「一般垃圾類」,清潔隊員可以拒收,好心一點的清潔隊員會在現場指導民眾分類。

有些社區不將資源回收物交給清潔隊員,而由社區自行販售,販售金額由社區人自行決定其用途。我曾經看過有些社區把資源回收物銷售給小盤商後,那些收入所得 積少成多,社區人拿去旅遊、提供社區老人午餐、贊助清寒孩童、或捐給宗教活動。由於資源回收有金錢回饋,在社區內可以回收的物品幾乎都被收光了,以致社區遺留下來的幾乎都是垃圾!如果,每週按時丟垃圾,垃圾應該不致造成髒亂,但是社區內總有一些不遵守規定的人,老是將垃圾偷偷亂丟,令社區不乾淨。

一個里,少則五百人,多則一萬人,所以大小不一。有些里,土地很大人很少;有些里,土地很小人很多。社區裡,如果志工堅強,事務分工給志工承擔,由於都住在這裡,社區好,人也好,大家就都願意承擔。但是,有些里長經常像神龍見首不見尾,鬆散管理社區之事,很難帶動社區一起來關心。社區是大家的,你不關心, 我不關心,社區就變得更冷淡了。

台灣一直在推動社區環境改造工作,做得好的社區,環境都很乾淨。社區環境靠居民維護,居民追求乾淨,見不得髒亂污染發生,也就會願意成為社區環境守護天使,繼續張大眼睛來監督,付出行動來捍衛。經過二十年,社區環境高低,區隔越來越明顯。我們要追求環境高標的社區,住在這裡的人,小孩子會更健康,大人可以無後顧之憂去工作,老人也可以更長壽。從乾淨到健康,才可得到生活幸福。

◎本文簡版刊載於2月27日立報看守台灣專欄

2012年2月8日 星期三

讓體制內管道成為社會改革的助力

 作者:戴秀雄( 逢甲大學土地管理系助理教授 )

台東杉原美麗灣的環評撤銷案經最高法院判決確定,成為台灣環保運動史上另一個重要的進程。但是,回思過去幾年來眾多的爭議事件中,無論是源自土地徵收、都市更新或是勞工保護,姑且不論訴訟的成敗機率,真正將對國家機器提出行政爭訟的方式作為抗爭手段,甚至是做為社會運動的伴隨抗爭途徑,除了著名的中科三期、永揚及美麗灣案,仍然相當罕見。嚴格說來,這種現象在一個號稱民主法治的社會,毋寧是怪異的。

無可諱言地,任何訴訟都是一種體制內的抗爭或尋求救濟的手段;如果一個問題可以透過體制內手段得到可被接受的解決,那麼體制外的抗爭手段(尤其是走上街頭的群眾運動)原則上可以儘量省卻;換句話講,體制外社會運動最重要的功能其實是在於提出制度建立或修正的要求,並且透過其形成的壓力迫使立法或是行政部門配合;然而透過對國家機器的行政爭訟卻是對現有體制最正面、嚴酷的挑戰,它不止可以用以針對國家機器執行法定義務時的瑕疵,更可以針對設計不良的法制;尤其訴訟途徑最後導向釋憲,更是可能直接對現行體制達到決定性改變的手段。

然而司法權的行使具有不告不理的被動特性,此乃民主國家體制上三權分立設計之使然,以致有起訴資格的人不為起訴,則整個司法系統即使能夠也願意介入事件,也只能晾在一旁睜眼放任事件繼續發展。就以土地區段徵收所引發的這麼多件爭議性案件來說,迄今仍無土地被徵收的原所有權人願意出面透過訴訟尋求救濟,導致事實上連得以嘗試透過釋憲去主張區段徵收做為開發手段仍可能違憲的機會也無從開啟,而這卻是當立法權與行政權無所動搖時,真正最治本的可能性之一。

歷經去年多件的抗爭,無論環保、勞工或是土地議題都有所獲也有所失,而事實上我們仍走在一條崎嶇而且還看不到路途終點的改革路程上;在這條路上,體制外的社會運動對於釐清價值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性,但是體制內手段的運用仍有加強的必要,尤其更不該讓司法爭訟途徑投閒散置。值此之際,一方面正是呼籲更多法律人投入環保、社會關懷運動的時刻,另一方面或許在街頭抗爭之餘,更應該鼓勵、協助當事人站出來進行行政爭訟,甚至釋憲。姑且不論對我國司法系統的信心問題,如此當或可在政治對決之外,讓環保、社會議題的爭議能夠有效地在體制內也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決。

◎本文亦刊載於台灣立報2月5日看守台灣專欄

2012年1月17日 星期二

由環境觀點看公共設施建設之公益性的虛懸

作者:金心/看守台灣協會研究員 

在政府的施政中,公共建設是很重要的一環,花用國家很大的預算。其中如交通建設,一年預算可達數千億元。如何做好公共建設,應是生活品質、環境保護很重要 的課題,也涉及到人民的健康、安全、節能減碳及省錢。試舉一些淺顯的例子來思考、討論。

比如道路工程的興建:像台北、桃園的五股到楊梅段之五楊高速公路高架工程,是否真有必要興建?這段道路所要疏導的交通流量,已有北二 高、濱海快速道,以及橫向的國八號高速道、興建中的捷運機場線、南北便捷的高鐵等。若不興建,我們可省下數百億的工程經費、減少大量的碳排放。

又如台北市政府誇誇自擂的「路平專案」,也花了不少錢,但有效嗎?因為道路鋪面的高程,經一次一次的加鋪瀝青層,路面加厚升高。若路面 無法控制在一定的高度水平,那麼今天把人/手孔蓋升高扯平,有甚麼用呢(再鋪一層瀝青層,路面又不平了)?當然有時也會刨掉舊路面,但大多沒有這樣做。在 工程施工方面,道路鋪面要保持向兩側有適當的傾斜面、以利排水。但常見道路並不符此施工、設計規範的。於是,一下大雨,路面就積水數吋,路過的行人鞋子全 濕了。

我們也可檢視路邊排水溝的工程品質,如其溝底高度水平要控制得符合工程規範(需要有一定的排水坡度),才可把污水排洩出去(不致積 水),水溝底的淤泥要定 期清除,但我們的都市內的水溝、大排,有良好的工程品質、良好的維護(每年清淤泥、疏通水溝)嗎?我們所看到的水溝、大排,大多是積水、積滿淤泥及發臭 的。如何讓鋪面具有透水性,應是重要的綠色設施作法,但常被忽視的。

我們也可觀察道路上的路燈,在台北市道路邊高懸的路燈型式,千奇百怪,式樣萬千,各具姿態(在台北市的讀者可自己去看、去比較、去發現 探索)。這在先進的城市,不會是這樣的,路燈是城市街景的重要元素。

道路邊的行道樹、路樹,更是城市街景非常重要的元素。以台北市而論,行道樹、路樹一概要讓位給工程(道路施工、建物興建等),可看到很 多大樹、老樹被砍、 被移除。常被人相信的是:我把這些樹移走,還會把他們移回來;這真是安慰人的語言、騙人的話。近年台北市區內,為捷運、為松山煙廠等興建開發,很多樹木又 不見了。

政府所為的公共設施建設之公益性,常是虛懸的,或是說:是無效的、不發揮功能的、浪費的、沒有品質的、不符生態永續或綠色原則的;或更 通俗的說法,類似蚊子館、蚊子甚麼的,這不只浪費很多金錢,更對生活品質、環境保護造成損害。

◎本文簡版刊載於1月16日立報看守台灣專欄

2011年12月8日 星期四

我的通識教育理念

作者:黃煥彰/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副教授

何謂通識?個人認為通識就是普通常識,通識教育的每一堂課必需是一場完整且動人的演講課,而且教學的語言必需通俗化,要讓從國小學童至 八旬老翁都聽得懂。 好的通識教育是一輩子的準備,所以教師每天都要準備課程。故每個學校核心通識的老師必需專職化、並長期參與NGO組織,能貼近真實的世界,並具有挺身而出 的勇氣,以作為學生之表帥。通識教育應如哈佛大學新的通識課程,能提升學生公民參與的程度、有效因應社會變化與深切了解一言一行背後的道德意義。

通識教育的目標應教育學生先成為人,再成為公民,最後才是在專職服務的素養。未來公民將被期待以公正無私的原則作為其公共行為的準則, 這樣的認知與實踐能力能落實於大學教育中,是台灣未來社會的希望,這也才是評鑑一所大學最好的依據。

個人十二年來每天皆努力的準備課程,基本設計在於實踐「生命在於為下一代創造更健康的未來」,故「護生」—─守護所有的生命是核心目 標,期能引導學生重新 認知與提升自我的生命價值。課程中不用教科書,因為教科書雖為整合甚佳的讀本,但並非聖經;專業科目教科書有其必要性,但通識教育則不盡然。例如孔子周遊 列國期間與七十二位弟子間的對話、閒談後來被編成論語,他們並沒有教科書。況且隨著網路科技的進步,新的思維、論述與問題不斷的在更新,但各位奉讀教科書 的內容經常幾年不會更改,求知最重要的是心靈的改變。所以與其在課堂上照本宣科,或強迫大學生記憶各種學術術語或觀念,不如引領學生走入自然、走入人羣, 培養學生自我觀察、自我學習、自我發問與自我行動的能力。讓學生以更開放、清晰、準確和反省的態度來學習思考,學習方向,學習當一位未來的公民。

文藝復興時期法國作家蒙田曾說:「教育最重要的是能給下一代美德、勇氣與智慧。」愛因斯坦也說,教育是當你把學校所學忘得一乾二淨時, 還存在你身上的特 質。通識教育應以全人的發展方向為基礎,以培養學生的多元智慧為宗旨。而這樣的培育過程應需先培養有批判性思考能力與願意奉獻且具行動力的教師,再建構有 特色的教材,並導入批判性思考來貫穿課程。簡而言之,就是透過教師本身的「知、行」循環,來引導學生學習美德、勇氣與智慧。

教育其實很簡單,知識在窗外,讓學生走出教室,多聽、多看、多思考與多元遼闊學習,而教師所要作的就是正確的引導與陪伴。

◎本文簡版刊載於11月21日立報看守台灣專欄

2011年9月5日 星期一

環境價值的建立需要全民的環境教育

作者:戴秀雄/逢甲大學土地管理系助理教授

環境議題已經是全球性、全國性議題有一段時間了,但是在過去二十年的環境運動下,台灣社會在面對環境議題所展現的大體氛圍似乎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變,而在觀念上將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二元對立的現象,也依然存在。這種令人憂慮的現象,可以從新近的發展上很容易的得到印證。

從三月日本爆發核災到今天,短短幾個月內,經歷了核能問題的爭議、浮濫徵收土地問題的延燒,到水資源與國光石化抗爭等涉及國土、環境的重大事件,社會上也因而充滿各種論述。然而在這些說法中,有一個值得一提的典型論述,那就是可以看到工業界人士說國光事件的結果是在打壓產業;而這個社會跟輿論界又有去處理這些論述與環保團體論述間何者較為合理嗎?
這個疑問的提出在於,社會與輿論界(尤其是新聞媒體)對不同論述的評論與反應,其實是社會(環境)教育的一環,而社會上對不同論述的選擇,正顯示這個社會是否有能力真正面對環境與經濟議題,以及社會共識形成的過程。

就上面所舉的例子來說,論者顯然將石化業與產業畫上等號,也未將國光石化設於大城濕地的開發以及營運環境成本計入;也就是,國光開發案的思維模式是把環境元素屏除在其經濟、財務評估之外,這正是典型的環境、經濟二元對立論述,也是把環境當成公共財,要舉國上下共同分攤環境成本。其實,人人都活在「環境」 裡,因此人類的經濟行為正是環境利用行為之一,故兩者是不可能截然分離的,也因此經濟利益的追求只能建立在合理的環境資源利用上。從這個觀點來看,上面所舉的說法是欠缺環境認知、環境道德的表現,顯現出純粹只就可見金錢利益為基礎,並以之為唯一或最重要之價值選擇。

這種價值選擇顯現出社會責任感的欠缺,就環境保護的立場而言固然有其可非議之處,但就社會教育及社會價值抉擇來說,這樣的意見,不管贊不贊同,在它被提出之際,都須要被官方及新聞媒體拿來跟環保價值為核心的論述充分予以討論或評論,否則這樣只是放給雙方各說各話,觀念、價值衝突矛盾依舊,容易流於意氣、立 場之爭。又如何能做好社會教育,更遑論環境認知的提升。 原則上,一個民主社會中,因為多元價值而衍生各種不同意見是正常情形,但是,一個社會(尤其是輿論)仍必須做出選擇與決定;也就是,意見可以多元,但是每種意見都必須被評論與處理,才能在一個民主社會裡形成合理、有意義的共識,也才能與時俱進,在環境與經濟的議題討論上自亦如是。

環境保護是一種公共道德,因而並非只是科學或是數據顯示的知識面相而已,更重要的其實是社會及其內個體在環境認知上的價值認同,這是環境教育必須迫切加強 的部分;而且這不能只針對新生世代,而必須是一種全社會性的教育。因此,環境教育不是單純環境知識的傳輸,而更須要透過社會普遍合理討論的機會,形塑社會在環境議題上價值觀的共識;這樣的環境教育才能真正扎根人心,也因此不能僅靠教學性質之組織與活動,而是連同政府與商業媒體都應該被要求成為環境教育中不可缺席的一環,而這正是未來環境教育上最重要的一環。

◎本文簡版刊 載於7月25日立報看守台灣專欄

2011年1月10日 星期一

工作、金錢與環境

謝和霖 (看守台灣協會 祕書長)

這世界充滿了明顯的矛盾,卻因為人們對這個體制太習以為常而不察。比方說雖然人類利用日新月異的科技,大大提升了生產效率,可是現代人生活卻愈來愈忙。如果要求減少工時,許多人(政府與企業)一定會擔心少了工時,少了競爭力,「經濟」會被拖垮,於是拼命發明事情做。又如醫生雖然一方面希望人們健健康康,可是若少了病人上門,則又擔心無法維持「生計」。曾聽人提起,他有位在工程顧問公司工作的朋友沮喪的說,921大地震發生後,當電視傳來悲慘畫面,他的第一個反應竟是「又有工程好做了」。

人們對於工作,第一個聯想是金錢。大多數人們的工作目的是為了賺錢而非興趣。而對於金錢,則是與安全做連結:有了錢,不僅能享受,老來不能工作時也才有保障;這是很順理成章的道理。可是當我們放大視野來看時,以人類目前的生產能力,我們已從地球開採了過多資源,所生產出來的產品,節省點用可過好幾代;而且有許多不必要、奢侈或有害的產品,透過種種方式刺激人們消費,並危及人類生存,而其生產目的只是為了賺錢;如果環保團體要求政府管制,業者一定以牽連者眾要政府莫貿然行事,否則一大堆人失業了怎麼辦?

由於讓人們有工作很重要,所以政府對於不必然與失業率相關的經濟成長率(即國內生產毛額的成長率)相當重視,而這恰恰與「經濟」的意涵(效率)相反。因為國內生產毛額反映的是社會全體活動或忙碌的程度,而最有效率的經濟,則是以最少資源與勞力,達到人類所需的福祉;在這定義下,負的經濟成長率反倒是有利於環境與生活品質的。人類之所以發明各種機械、電子產品,難道不是為了節省勞力?可是當一大堆人的工作被機具取代,人們反倒憂心起因失業產生的社會問題來了;到最後,社會整體投入的勞力並沒有降低。2008年底發生金融風暴後,各國原有很好的機會進行經濟轉型,淘汰不良產業,可是發展到現在卻是競相印鈔救市,債留子孫;這也反映出工作或者說金錢對於人們生活保障的重要性,讓人類急需的改革進展遲緩,而全球暖化的危機正迫在眼前。

從以物易物行為發展而來的金錢,原是為了促進資源分配與社會分工,其重點在於公平分配,而不在於多寡,可是當成了財富代名詞後,卻成為人們聚積對象,讓它偏離原有功能。今日,個人為了金錢、政府為了經濟成長,而紛紛投入人生最美好時光、眾人辛苦所得及地球寶貴資源以促進「經濟」運作,即使工作毫無意義、甚會製造各種問題也在所不惜。在如此勞碌、大多數民眾對公共事務有心而無力的社會裡,如何期待民主果實?環境的千瘡百孔正是此問題表徵。如何重建互助合作、平等互重、共有共享的機制,擺脫金錢魔力,降低工作時數,一起打造悠閒而公共參與活絡的民主社會,實乃當務之急。

2011年1月6日 星期四

為環境努力100!

作者: 陳曼麗(看守台灣協會 監事)
中華民國慶祝百年,精采100,煙火四處放,看起來一片和樂昇華!中華民國從中國來到台灣,守住台澎金馬,實在不易。這六十年的台灣歲月,沒有戰爭,台灣人努力辛勤工作,爭得經濟繁榮,安居樂業的生活。
六十年間,台灣人口增加三倍,土地開發利用,地價上漲,國民所得增加,但物價也上揚。關心環境的人,發現乾淨的土地減少了,可耕作的優良農地也變少了。隨著氣候變遷,近十年比較嚴重的災情,都和天災有關,2009年的八八水災,和2010年的蘇花公路翻車,引起社會國家重視環境的變異,在環境利用之餘,我們需要調適人與環境的關係。
台灣地質脆弱,已是不爭事實。人為因素再加入,例如超抽地下水,已造成彰化某些地區,土地下陷一年約100公分,大概是六歲小孩的高度。當水資源不足,在地人只好使用地下水,所以地層下陷是沿海地區普遍現象,其後引起海水滲入,土地鹽化,農地長不出好作物。台灣農產品自給率只有百分之三十,進口食物早是常態,充斥在各種民生市場。台灣工業覬覦農地,平整寬廣的美麗土地,因為美麗,就會被霸凌;保有一塊可耕種的農地,曾幾何時成為如此不易的事?
年輕人眼見未來不可靠,物價上揚,收入卻不見得升高,養活自己都困難,哪有能力再生養小孩,孝敬父母?因為大環境變化,台灣少子女化情形嚴重,去年已名列世界最低,出生率不到百分之一。孩子是我們的傳家寶,年輕人卻選擇不生,這個社會提供什麼樣的環境給年輕人,讓年輕人扛不起未來?
環境破壞,支出的拯救成本非常高,國庫沒錢,靠社會捐款,人民納稅;但當人民也沒錢了,或許會回歸自然,自己在一方土地內,真實面對我們的土地,用力保持我 們的環境。為預防良地被污染,去年環團發起每人出資119元,購買彰化海邊的一小塊土地,以免被大財團買去建石化廠,讓我們的後代看不到美麗海岸,也見不到白海豚在近海優游。人民就像螞蟻,努力付出一點小小力量,希望家園完善,很多小孩拿出撲滿裡的錢,期待小兵可以立大功。我們社會有些大人出了問題,很多未成年人準備要來救了,大人要更努力才行!
中 華民國只慶祝百年,這塊已存在千百萬年、生養人類萬物的土地,卻期待要有更多的一百年;每一吋土地都應該被珍惜,每一個國民都要被善待。最近澎湖美景被選 為世界十大最佳世外桃源島嶼,如果沒有壯麗玄武岩地質,如果沒有蔚藍海岸乾淨沙灘,如果沒有綠蠵龜在那裡繁衍,澎湖還剩下什麼?台灣也是如此,要珍惜每一個環境美好,才能孕育珍貴的傳家寶。

2010年10月20日 星期三

人,要照顧身邊的環境

作者:陳曼麗看守台灣協會 監事

最近關心環境的人變多了。
有些社區裡,有樹木被砍,就有人拍了照片,對外求救。有些經常散步活動的步道,被鋪上水泥,水泥還覆蓋到樹根和螢火蟲的草地,在網路上披露,立即有數百人聲援。環境的品質漸漸被重視,過去希望爭取工程來到社區,現在對於粗暴的工程品質,傷害環境的美麗和舒適,群起抗議。不論在永和市環河道路拓寬還是新店市登山步道修建,人對於環境的態度改變了。保留一批樹木一片綠地,留下來的不只是動物的家,也是居民的家。
居民對於工程的形成,往往是不知不覺的,等到工程車和施工者進來,舉起鋸子,鋪上水泥,大家才知道原來決策已經完成,工程已經發包,工人到現場,要開始執行了。居民先擋下來再說,環境遭受破壞,恢復就來不及了。瞬間的喊卡,要多大的勇氣,要多麼的積極,瞬間的行動力,讓要阻止的人,快要心臟休克了。
台灣資訊不公開的情形仍是嚴重的。政府常常在網路上公告的只是地號和工程名稱,一般居民豈會漫無目的天天在網路上搜尋住家附近會要施工砍樹?只有在工程小隊人馬來了,才頓然知曉。其實,我有時在想:當地的里長知道嗎?里長同意嗎?里長會向居民公布嗎?里長會跟居民討論嗎?如果里長知道居民是怎樣想的,里長會不會要求施工不要粗暴,規劃要充分,甚至要求要停止?還是,里長是站在工程那一邊的?
如果每個人都重視環境品質,環境就會越來越好。以前會爭取工程款的人,我們覺得很厲害,現在我們發現長期維護與保護環境的人,令人敬佩。人是喜歡親近土地的,看到土地長出翠綠的草木,優雅的小花,充滿欣欣向榮的生命,人會看到生命的希望。每天住在公寓大廈的人,會感到綠地不足,所以現代都會人要爭取綠地保留,公有土地不要賤賣,變成水泥叢林。
經常看到賣房屋的廣告,往往呈現的都是一片森林,一棟建築物就在樹木綠地環繞之內,可見這是吸引人的住家環境。可是,到現場後卻發現只有稀稀疏疏的幾棵樹,有些失望。如果有一座公園,就很幸運了!如果真的有一片森林,就真的太奢華了!台灣有森林的地方,現在大家都希望不要去砍伐,以免造成土石流傾瀉而下,居民受傷慘重。人與環境共生,人與其他生命共榮,生命才會生生不息,充滿繽紛。
環境是大家的!這樣的觀念和作為,讓彼此不是只有私利的思考,讓自己與他人有美好經驗的連結。從現在居民會站出來保育生態環境,我察覺到環保運動普及化。現在的施政者,要更用力去維護,人為工程不是一直要加上去,有時可能要剪掉一些,讓生活多一些自然氛圍。

2010年1月26日 星期二

公民投票法,真的該修了!

作者:陳曼麗(看守台灣協會 監事)

自從澎湖舉辦公民投票,結果是「反對興建賭場」,真正的民意才被大家見識到。而在之前的媒體報導、官方說明、政客發言、民意調查,幾乎是一面倒地誤導大眾,澎湖人是「支持發展博弈產業」。由此可見,外在的假象和內部的真意,有多大的落差!所以代議政治在有重大爭議性的議題上,一二個人在台面上的意見,不能等同於「大家的意見」!即使他是縣長、議長、立法委員,也無法「全權代表」民意,只有公民投票才能表達真正的意見。

這次「美國牛事件」,政府官員在尚未進行民意溝通前,就貿然簽下「美牛輸台議定書」,以致引起全國軒然大波。對於不善或不願跟民眾溝通的決策者,他的決策一定會受到質疑和挑戰。這也是為什麼大家會越來越不信賴政治人物可以給人民帶來幸福,提升生活品質。

對於政府一廂情願的自我感覺良好,為人民做出決定,但卻不再傾聽人民的聲音,這是非常危險的事!一般民眾都瞭解絞肉和內臟可能帶來的高風險,為何簽約決策者卻不能理解台灣風險會增高多少?環境污染、人民健康、健保支出能承擔多少?當決策者不敢去和美國要求重啟談判,人民只好由「公民投票」來行使最高的民權。

其實這條「公民投票」之路,走起來會非常艱辛。在第一階段「提案人」人數要達到最近一次總統副總統選舉,「選舉人總數」千分之五以上。第二階段「連署人數」要達「選舉人總數」百分之五以上。以2008年總統的「選舉人總數」1,732萬人換算,這次連署人要達86.6萬人以上,倘要加上填寫不完整或填錯的份數,連署人數要衝到120萬人,才算安全。

如果一切都順利,公民投票結果要「通過」,依據公民投票法第30條,還需有兩個條件:一是去參加投票的人數要達全體投票人數的二分之一以上;另一是有效投票數要超過二分之一「同意」。換句話說,就是投票率要高於百分之五十,同意的人數也要超過百分之五十。這比立法委員選舉還難!就最近一次立法委員補選投票率:桃園縣38%、台中縣45%、台東縣39%。難怪有人說,這是一部「離譜又弔詭」的公民投票法!由於民眾對選舉有些「嘟爛」了,很多人都不想出來投票!上次總統大選總投票率76%,所以,只有和大選綁在一起,才可能有百分之五十以上出來投票吧!

2009年的澎湖「博弈公投」,走的是「偏門」。依照2009年1月12日在立法院通過修正「離島建設條例」第10-1條:「開放離島設置觀光賭場,應依公民投票法先辦理地方性公民投票,其公民投票案投票結果,應經『有效投票數』超過二分之一同意,投票人數不受縣(市)投票權人總數二分之一以上之限制。」這『有效投票數』等於給爭取開賭場的單位一支尚方寶劍:三個人『有效投票』,其中二個人同意,就可過關了!所以澎湖公投投票率42.16%,根本沒達到投票權人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其結果就可以算數!

公民投票法在「選舉人總數」、「投票權人總數」與「有效投票數」、「投票人數」之間要好好再思考。以2008年總統大選,選舉人總數1732萬人,總投票數1322萬人,有效票1310萬人,即可知其差異度是很大的。

公民投票,是公民直接民意表達。在這次「美牛公投」事件,相較於「澎湖博弈公投」,令人察覺公民投票法的刁難!看起來公民投票法,真的該修了!

2010年1月6日 星期三

如果復活節島上有環保團體

作者:徐銘謙(看守台灣協會研究員)

2010年在寒冷的跨年與假期中來臨,透過年度十大環境新聞票選活動,提醒我們回顧2009年的重要環境事件,也希望藉此能避免重新犯同樣的謬誤,減少災難。從環境民主的角度來看,2009年或許是最壞的年代,也是最好的年代。

列出去年影響台灣最大的環境事件,或許就是殷鑑不遠的八八水災,短短三天南部降雨量超過年平均雨量,創下歷史新高,顯見消耗能源的生活方式,已經直接使生在島國的我們變成極端氣候的難民。而臺灣在去年底的哥本哈根會議上,也創下參與人數最多的記錄,可惜仍因非「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國,無法參與這個決定「後京都」秩序的正式閉門會議。

從政府與非政府組織聯手參與COP15的新聞,轉到國內的與抗暖化相關的新聞上,卻可發現,在重要的氣候變遷議題上,政府決策跟哥本哈根會議的結果一樣,一事無成。政府一方面對於減碳三法、開徵能源稅等重要的抗暖政策態度猶豫不決,另一方面卻展現強烈決心極力推動高污染、高碳排的重大開發案,例如中科四期、國光石化。由此展望2010年的趨勢,我國二氧化碳成長率仍將續創新高,環境災難將成為常態,科學家甚至預測2037年台北湖將重現,沿海低窪國土將沈入海底。

在這片悲觀的展望中,感謝我們還有環保團體。一如往年,他們在過去一年持續不懈地努力,提醒我們注意我們生活的環境已經瀕臨極限。包括揭發戴奧辛爐渣毒鴨、潮寮毒氣案、砷油事件、大巨蛋弊案、協助RCA污染案民事求償、阻擋中科四期與搶救媽祖魚等,還有推動重啟美牛談判,促使立法院朝野一致以修改食品衛生管理法限制美國牛肉進口。

而2009年環保團體最大的勝利,應該是面對迴避公民投票法規定、且中央全力推動的「澎湖博弈公投」,最後終於由反賭愛鄉訴求的澎湖縣民以56.44%的過半票數,阻擋住政府賤賣自然資源、財團佈局開發的博奕政策,為澎湖、臺灣甚至地球保留下美麗的海角一樂園。

相對於澎湖選民的選擇,花蓮縣民做出另一種表示,訴求興建蘇花高速公路的傅崐萁當選縣長,並立即開民主倒車地任命「前妻」為副縣長,對於1950年全臺灣第一個縣長普選的花蓮,無疑更是一大諷刺。好在選前花蓮後生發起返鄉投票運動,試圖用選票保護故鄉,選後繼續為「蘇花山線」、「七星潭BOT」努力,為花蓮好山好水保留一線希望。

我常常會想,如果當復活節島還剩下最後幾棵樹的時候,島上不只是敵對的政治氏族、掌握至高權力的祭司,還有少數環保團體存在,那麼復活節島是不是至今仍有蓊鬱森林可供給獨木舟製造,仍能出海捕魚,而非今日光禿一片、人煙絕跡,復活節島的文明是不是有可能延續至今?感謝我們與復活節島最大的不同,是因為我們是民主體制,而且我們還有環保團體,提醒我們珊瑚礁、白海豚快要滅絕的警訊,讓我們不至於愚昧地毀滅自己賴以維生的環境。

2009年11月2日 星期一

別再畫虎膦治風沙

作者:劉烱錫(台灣環保聯盟台東分會召集人)

每次縣長、縣議員、鄉鎮市長選舉期間,台東市常有風飛沙大作、困擾居民。候選人也照例紛紛「畫虎膦」要治理風飛沙。就這樣年復一年,無厘頭的造林、設噴水槍、河床鋪稻草或種馬鞍藤、河床水池化等工程一直來,幾千幾千萬元一直永續花。今年三合一選舉,候選人還是繼續畫虎膦,只是多了「沙很大」的流行用語。所謂膦,台語讀做'lan',睪丸的意思,一群人不敢去看老虎睪丸長得怎麼樣,卻各自能畫出不一樣的老虎睪丸,反正也沒人會去追究對錯。

朋友純聊天畫虎膦是台灣的輕鬆休閒文化。但如果公共政策老是這樣畫虎膦,將是人民的不幸。幾十年來,台東市風飛沙的形成過程與樣態竟然還沒有像樣的學術研究文獻,也沒有探討國內外處理風沙問題的報告,更沒有根據這些基本資料而做出的風沙試驗結果,多的是隨便說說的口水和花錢的工程。沒有知識的規劃只是「鬼話」,沒有好好規劃就執行的工程就是「瞎攪」。這種十九世紀滿清國慈禧太后靠義和團抵抗八國聯軍的笑話,顯然在在二十一世紀還正在上演。

我們固然認同人類改善風飛沙以解決居住困擾的問題,也肯定許多人要仿效「周處除三害」勵志終結風飛沙,但也不妨從大自然與文化的角度,看待風飛沙本來就是台東沖積扇自古以來的地方特色。台東市原本是無人居住的卑南溪、太平溪、利嘉溪、知本溪之聯合沖積扇,每年颱風豪雨帶來大量的細沙,經東北季風吹起,造成風飛沙景觀。十七世紀就已登錄在荷蘭文獻的pimaba部落,住在沖積扇的山邊,風飛沙的季節正是狩獵梅花鹿的好時光,每年十二月間大獵祭的史詩吟唱著「風,吹散白茫茫的茅花,散播漫天的草籽,在河海交會的河床落地生長。…茅草叢是野獸築窩、育幼的棲息地,是祖先狩獵、保衛的家園。」風飛沙的季節更是馬蘭阿美族放牛小孩玩風箏的時刻,風箏要飛得高、飛得遠,還增設簧片傳情歌。日據時期才來台東市的耆老們則說「台東風驚鬼,晚時就走去藏」,而台東大學台東校區乾脆就外號「砂城」,台東市區居民在風沙季節騎車出門要掛口罩。風、風飛沙儼然是台東文化的一環。

既然住在這裡了,再沒有解決風沙困擾前,我們只好苦中作樂「適應」風飛沙,調整作息不要在風飛沙盛行的下午暴露在外,個人隨身帶口罩與可擦臉的濕紙巾、設計防風沙的門窗、勤洗地板、玻璃等,辦個風飛沙適應交流活動,也許有人可分享與風沙共存的妙方。

不過,風飛沙再美,相信台東市民還是希望「風飛沙自然公園」停留在河床就好,不想要一天到晚拖地板、擦桌椅、洗車…,還可能引發呼吸和眼睛疾病。有關風飛沙問題,與其讓候選人或當選公職人員繼續畫虎膦,不如自己提出政見。目前台東環保聯盟已提出反核廢料、反焚化爐等政見,並預定與台東縣其他社團組成公民社團聯誼會,聯合提出政見,要求候選人在選前一週簽署。在此提出有關風飛沙政見的草案為「政府應採用科學方法,經調查、研究、試驗後,提出台東市風飛沙的處理對策與規劃,經專家審查與公民參與後才執行。」

2009年10月26日 星期一

大人的小事、小孩的大事

作者:周晉澄(看守台灣協會常務理事)

小學生班際杯樂樂球比賽輸了,是不是小事一樁?如果您是家長,請看看下述再決定。

事情發生在台北市某國小六年級的校內班級正式比賽。比賽採單淘汰制,每場打三局,一但輸了就沒有後續了。比賽的前兩天是週六,孩子與數個同學認真的在學校操場上練球,中午過了吃飯時間快一個小時才回來,看得出是很在意這個競賽。比賽當天,孩子很早就起床,出門時告訴我他們準備好了,不過他說對手很強,贏的機會不大,但是一定會認真打出成績。

傍晚孩子回來了,一臉沮喪,宛如被欺侮過般。怎麼回事,是不是輸了,「是的」孩子鼻酸帶著些抽蓄的說,「不過是輸給不公平的裁判。」

孩子說他們原來是第三場比賽,突然間被改成第一場,立刻就上場了。很巧的,對手打了一個滾地球,同學要接球時草地突然噴水,漏接了。這個情境很巧,巧的是只發生在孩子班接球時才出現,而且發生了兩次。

對手班級有家長在現場加油,看得出他們是非常重視。重視到怎樣的程度呢?重視到該家長拿著閃光燈對著正要接球的孩子同學照相,強光閃了一下,孩子的同學漏接了。孩子班級所有同學都生氣了、都不服氣了,立刻向裁判老師抗議,可是判決抗議不成立。又來一次,那位家長又對著正要接球的同學用強光照了一次,大家又抗議,但是裁判視若無睹。就這樣子,好幾個失誤球就變成漏接的安打球!

第二局結束,比數三比一,三上是孩子們最後反攻的機會,僅管人為干擾無法排除,但是總是還有希望的。突然間,現為對手班級體育老師的裁判宣布"比賽超過預定時間",直接判定這位裁判指導的班級獲勝,也就是沒有第三局,也就是孩子班落敗。

孩子班級所有同學又立刻向裁判老師抗議,「沒有這個時間規定啊!」,當然又是判決抗議不成立。
好像比賽的結果早已安排好了,大人的小技巧引導了小孩的大事,在最重要的小學身教時期,竟然有此德行的老師與家長,是大事還是小事呢?

事情過了一個多月了,未見到該位裁判老師有何道歉或解釋,只知道學生班體育老師是訓導主任給了每位學生一瓶寶健,導師雖有安撫但也表示無可奈何。這樣的情境清楚的烙印在孩子的腦裡,是不可能擦得掉的,或許說這是該北市小學要早日引導學生體認人性的險惡,故意實施的負面教育!

2009年8月28日 星期五

比救災更困難的挑戰:對大自然應懷抱著謙卑的心

作者:沈弘文(看守台灣協會 理事)

這幾天有關莫拉克颱風災情所引發的救災問題,在媒體上刊載了相當多的新聞報導與評論。救災是考驗政府與社會對於危機的應變能力。中央與地方政府在這次救災的因應過程,暴露出相當多問題。但在救災之後,身為環保團體,我們還是想提醒社會大眾,我們究竟有沒有由這次的災難中學到什麼教訓?如果沒有,如果我們思維方式與行為模式依然沒有改變,如果我們還是重複犯下過往的錯誤,那這次在災難中罹難者與救難殉職人員用生命所付出的代價,不僅不值得,更完全沒有意義。

當災難事件成為媒體焦點時,指著別人的鼻子批評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可是,當一、兩個月之後,當八八水災的新聞報導會逐漸由媒體消失,我們對待環境的態度是不是有所改變,我們是不是做好未雨籌謀的防災因應,那時才是檢驗我們究竟是不是一個有反省力的社會的開始。

救災是災難已經釀成以後的危機處理。現在除了救災,重建安置更是當務之急。但是,在重建安置的過程中,如何吸取過去的教訓,預防災難的再次發生,才是以「永續發展」與「長治久安」為職志的政府所應該重視的工作。在人類與環境的互動經驗中,環境科學一直提醒我們,人類常常因為「短視近利」與「以鄰為壑」的作法,做了建設,以為自己會因此獲得利益,但這往往只是短期的現象,長期而言,卻是引發社會整體更大的災難的肇因。因此,由這次的水患災害事件中,我們不僅應該關心救災的反應效率、政府官員的同理心與執行力,我們更要檢討過去究竟是那些「短視近利」、「以鄰為壑」的行為,才會讓天災變成這麼嚴重的人禍。

環保團體常扮演預警災難的烏鴉,不僅常擋了人家的「財路」,更往往被發展導向的技術官僚視之為「不理性」的激進份子。可是,技術官僚所謂的「理性」是真正的理性嗎?還只是替開發建設辯護的「官方說法」?不論人類的科學再怎麼發達,大自然的複雜性與變異性並不是工程技術人員用幾條方程式就能輕易掌握的,更何況我們今天觀測大自然的工具雖然已經強化了,但是,對於預測大自然變化的能力依然還是相當地不足。

過去一段時間,我們想想,台灣挖了多少條貫穿山脈「鑽地隧道」?是的,短期間來看,交通的時間是縮短了,除了有沒有經過嚴謹的經濟效益評估之外,我們更是擔心,台灣的山林環境真的能夠承擔這樣無止盡的「開挖」?在這次災難過後,台灣社會應該要學習對大自然謙卑,了解到人類不應一直跟大自然爭奪用地。這句話說起來簡單,卻是擋人財路,要有相當大的魄力,才能完成這個挑戰。如果在未來的重建工作中,台灣能夠吸取這次的災難經驗而做好這一課,這才是更重要也是更困難的社會提昇,也才能說明我們是一個有反省力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