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國時報刊登中國醫藥大學宋鴻樟教授的投書，指出健康風險評估的困難，其原因在於：人的生理生化因子變化太大，很難充分証明風險物質與健康的相關性。該文舉戴奧辛與DDT為例，指出有研究發現，乳癌婦女體內的DDT含量反而比對照的健康婦女低；而義大利索維索農藥廠爆炸的研究，或越戰噴灑落葉橘劑美軍的研究，也無法「充分」証明與健康相關。
當然，人的健康與許多因素有關，因此要「充分」了解毒性物質對「個人」身體健康的「確切」影響，是很難的。不過，我們看到越戰過後，許多越南婦女都因為美軍噴灑含有戴奧辛的橘劑而生下慘不忍睹的畸型兒；義大利索維索農藥廠爆炸後，暴露於戴奧辛的附近居民罹癌率隨之增加；我國中部發生民眾誤食被多氯聯苯等類戴奧辛化學物質污染的米糠油事件後，許多人因此發生氯痤瘡等中毒症狀，並且終其一生深受其害；這許許多多的案例，即已清楚說明這些毒性物質與健康的相關性。而宋教授所舉的DDT案例，只能說明乳癌可能還有其他許多因素，這表示現代人類受到許多威脅，包括不良生活型態以及居住環境與食物中所含有的許多其他毒性物質，但並不能駁倒眾多證實DDT與乳癌相關的研究。
當戴奧辛與DDT已被全球各國以及斯德哥爾摩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公約確認其為必須從地球上消除的毒性物質後，宋先生竟認為其證據仍不夠充分，這讓人匪夷所思。當然，部分產業會為了其利益，利用一些不實或者方法不當的研究，質疑證據的「充分性」，而拖延或反對政府的管制，因此宋先生可能為這些研究所惑。當然，我們也同意人的體質與生活型態會影響其承受毒性物質影響的能力，但這因素應是使我們在健康風險評估時必須關照最脆弱的族群，例如在發育階段的胎兒與幼兒，而用較保守的態度審慎評估與決定，以達到保護廣大人民健康的目的。
由於過去只著重科技的發展，對於所使用的化學物質對環境與健康的影響沒有事先進行仔細的研究評估，而使得市面上充斥著各種化學物質，種類高達十數萬，卻多數不知道其健康危害。在這種背景下，健康風險評估應運而生，其用意就是要人們在進行會影響空氣、水質、土壤並進而危及生態與人類健康的經濟活動前，評估其風險，三思而後行。當然在評估時，會遇到許多不確定性，此時評估報告除了說明其不確定因素外，決策者更應以預警原則來面對這些不確定因素，以避免任何未意料到的風險，而非等待有充分證據後再採取行動。畢竟，在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政府的目的就是在保障人民以及其賴以維生的環境免受追求私人利益者的活動影響。
對照近來中科三期的健康風險評估，環保署在開發單位未能提供完整的化學物質清單與未能充分了解其排放狀況等眾多不確定因素下，即欲認可其所計算的健康風險，以讓廠商得以快速過關，同時堅持只要計算増量的健康風險，不用考慮健康風險的背景值，這種種退步作為說明環保署只把健康風險評估當作一種撫平公眾疑慮、保障私人利益的手段，而非據以審慎決策以保障公益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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