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能立法的萬能立委

作者：李佳倫﹝看守台灣協會副研究員﹞

立委李慶安事件讓社會大眾看到部分立法委員濫用其言論免責權從事表面上在為民喉舌、揭發醜聞、監督行政官員，但背底裡可能進行政黨鬥爭與政治利益分贓。此事件並在媒體巧妙的搭配下，演出立法與司法混為一談的光怪陸離現象。就在舔耳疑案進入正軌司法程序的同時，台灣人民應藉這個機會檢視整體立法委員身為國家的立法者，是否有切實執行法案制定與審查的工作，對於高知名度且形象清新的萬能立委，也應該抱著懷疑的態度。

在與地方的環境運動居民與環保團體有了更深入的接觸後，發現其中大部分的人遇到困難第一反映是找民意代表申訴，找立委幫忙，但往往很多環境爭議變成政治妥協與政商勾結。試問：立委到底在做什麼事？或是能做什麼?以目前已通過一讀環境基本法草案為例，其欠缺建構環境保護措施之預防-管制-救濟與整治的認知與規定，除了模糊且沒有前瞻性的政策宣示外，不具備基本法應有的上位指導功能，因此無法形成環境法獨立領域，對於下位環境法規是無法達到符合法律位階所要求之秩序性與規律性作用。基本法草案的條文欠缺明確性，因此無法詳實規範政府的責任義務；在包納新的環境管理觀念甚至永續發展原則到法理中更嫌不足，沒有讓這些好的觀念與原則形成具體的約束力，很容易導致行政部門懈怠職守或無所適從。此外，基本法草案並未幫助環境法規之法律救濟體制的形成，使得人民的基本權利是沒有保障的。加上現存很多環境法規互相牴觸或是不相容，都在在顯示立法過程的粗糙與隨便。因此，立法委員倘若不好好立法，做該做的事，人民找立委拜託伸張正義能起什麼作用？

那我們要如何改變？這可以從每個公民回到自己的選區，監督該選區的立法委員是否做他們應當做的事：在過去的會期中，實質上有幫助哪些立法的產生，有沒有執行嚴謹的預算審查，在立法過程中有沒有建構好的法體系與融合好的法理念，如果自己本身能力不足，有沒有尊重專業人士的建議。另外，在這個會期中有哪些工作在進行，有沒有認真推動好的法案，立委本身對法案有沒有深入的了解，有沒有努力做功課，還是只會製造形象，但實為草包一個。

也許我們也可以做一個簡單的立委程度測驗，找幾個全國大學的法律系學生與研究生代表測試立法諸公的法學素養，了解立法委員的程度在哪裡；或是全國民眾把最近幾年修法或即將立法的法律條文拿出來研究一下，就會發現很多品質不好的地方，很容易就可以質疑立法委員的專業素養。這種缺憾，一方面是立委無能立法，花費大部分的能量在政黨鬥爭；一方面又是公益團體沒有負起社會責任。公益團體受公民所託必需積極法案參與，監督立法過程，這必須仰賴有法律科學專業背景的民間團體作為立法遊說的管道。可惜，在台灣這樣的公民力量尚未形成所謂壓力團體，反而是大家好來好去，關係曖昧，使得部分立法委員有恃無恐，因為有公益團體在背書。更甚，選民總是健忘的，等下此選舉一到，又可以大玩選舉遊戲，因為對部分立委而言，台灣有很多笨蛋選民可以一騙再騙。

事實上，台灣有高素質的人力資源，人民不是笨蛋。我們社會其實潛藏了很多力量，需要被正確的引導，讓力量發揮作用，好好用在法案參與以及立法品質的監督。台灣人民不要再被低估了，拿起你的電話筒，與立委約個時間當面談一談，把你對社會的關心付諸行動，下次看到立委時，省掉打躬作揖，不要再客氣，他們可能只是比你更知道一些政治技巧而已，大部分都是立法無能者。我們需要有更多的社會大眾仔細的問立委到底在忙什麼?成就了什麼事?事情做得品質如何？也需要大家持續支持默默耕耘的公益團體，與少之又少但還是有的專業立委，有很多人是不在媒體面前晃來晃去，他們其實是需要更多的支持。

愛台灣從看守集水區開始

作者：李佳倫﹝看守台灣協會副研究員﹞

美國聯邦環保署在慶祝30週年淨水法案 (Clean Water Act)實施的同時，面對全國的水體仍有大部分仍未到達標準，從今年六月開始，特別展開持續一年的運動，有系統的來教育美國民眾更認識集水區，水資源保育，水質監測，乾淨用水及非點源污染，希望透過更多的民眾參與水資源保育，來達成淨水法案立法的目的。1972年誕生的淨水法案在建立一個基本的架構去規範污染物排放到水體的行為，並給予聯邦環保署為主管機關地位，以執行污染管制計劃例如對工廠設定廢水排放標準。法案也同時對所有水體設定了水質標準，視任何人排放任何污染到水體為違法行為，除非有得到排放許可。淨水法明定都市家庭污水處理廠的建造為政府的計劃，更在1987年，針對水質的改善，成立淨水州循環基金 (Clean Water State Revolving fund)透過聯邦環保署的循環借貸策略與州政府建立夥伴關係。三十年來在淨水法不斷的修法中，有更多新的集水區管理計劃措施以及有關水與土壤保育觀念融入法理念中，也有更多事業機關的行政參與及研究合作；但是，淨水法案在確保水質保護的承諾是不變，為了達到這樣的承諾，聯邦環保署必須要負起責任。

在為期一年的美國淨水運動中，10月18日被訂定為「國家水監測日」。在這一天，全美國的小朋友都可以透過地方水資源團體或直接從網站，購買簡單的監測儀器，在自己的所居住的集水區，找尋任何一點的水體包括溪流、湖泊或海岸水做水質測量。測量的參數很簡單，包括溫度、溶氧量、酸鹼度，及水渾濁度，小朋友足以利用基本的環境科學知識，透過大人的參與指導，以了解集水區內表面水的基本性質。事實上美國有些民間團體已經長期投入集水區的監測工作，很多社區居民以監測自家集水區的水質為保護集水區的具體實踐--他們在自己的家園所在看守著屬於自己的集水區。

看到台灣人張口閉口都在愛台灣，政治人物在媒體前比誰還要有情感，我的國際友人告訴我: 「你們台灣人太愛台灣了，但愛的沒有意義，流於空洞。」 如果我們大家把政治焦慮與民族情感轉化為實際對台灣這片土地的關懷，了解既存的環境問題，思考如何透過立法與行政來解決問題跟幫助環境計劃的推動與落實，並結合社區與正規教育系統來推廣環境教育，這樣愛台灣才有實質的內容，才能有實際的作為與成果。也許我們可以從看守我們的集水區開始，關心我們生存的生態系統，透過更活絡的公民參與，要求與監督立法與行政部門各斯其職：立法者好好做好環境立法工作，行政者善盡國家環境保護義務，這樣愛台灣就不只是口號了。

就水資源議題分享參與「永續發展世界高峰會」心得

作者：李佳倫﹝看守台灣副研究員﹞

目前在全世界仍有1億2千萬人仍生活在沒有乾淨飲用水的狀況下，以及每天有6000名幼童死於衛生下水道不足所導致的疾病的同時，今年從8月26日到9月4日所召開的永續發展世界高峰會，揭示了水是人權，同時也與貧窮密不可分，並強調水與衛生下水道是永續發展的重要課題。這裡所指的貧窮不只是指第三世界的貧窮國家，更包括富裕國家的都市與邊際土地上的窮人跟弱勢族群。在台灣，不當的大規模水資源開發犧牲弱勢與鄉村居民的利益，不公平的土地利用造成邊際土地窮人的產生與山林水資源的破壞，以及缺乏整合性集水區管理而引發的土石流與水災，所造成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都是司空見慣。而回到全台灣的首善之區--台北市也只有達到28%的衛生下水道普及率，更遑論其他市鎮，難怪彰化縣立法委員邱創進曾說: 「彰化全境的衛生下水道為零，比第三世界的窮國還不如!」從永續發展觀點來看，台灣是富裕經濟社會的貧窮國家，也是漠視人權的民主國家!

即將在日本召開的第三屆世界水論壇的部長級籌備會議，也同時在此次的世界高峰會舉行。會中看到各國水利與環境生態部門部長與代表，為未來的水資源發展與保育等議題集思廣益，以及日本政府準備聯合國官方與民間會議的認真嚴謹態度，會很希望看到台灣能提出水資源相關永續發展的論述，進而提出具體的成果與世界分享。而此次高峰會政府民間的積極參與，不應只是展現激情、空洞式的為台灣打拼的愛國情操；而應該徹底的了解、思考與反省永續發展的意涵，參考各國的施政方針與民間監督報告，著手研擬屬於台灣的新政策與行動方案。可惜，這次官方與民間參與世界高峰會，已經演變成單純的外交重大突破，並沒有看到台灣政府與民間展現企圖心與仔細檢討台灣永續發展的實際成果。

永續台灣的推動需要時間，需要毅力，需要更確實的政府改造與更健全的財務機制來支持永續計劃。除了政治的亂象，我們需要有遠見、能承擔大任的中央與地方政府各部門來執行好的計畫；除了街頭抗爭，我們需要更進步、更超前、有科學法律專業的民間組織來維護環境正義與人權；除了貪婪的賺錢，我們需要能負起社會責任的企業來建立新的生產消費模式。可惜，台灣目前大部分的政治能量都用在政黨鬥爭與族群分化，當世界各國都訂出到2020年能源計劃，我們只能提出挑戰2008年，而近來所謂的永續發展行動綱領也只是就現有的計劃草率的拼拼湊湊。我會這樣想，幸好台灣不在聯合國內，不然這次參與世界高峰會的會議真會糗大了!

九二一的省思

作者：謝和霖﹝看守台灣助理研究員﹞

三年前的921，震碎了多少家園。那一夜，至今仍讓人餘悸猶存。這天災提醒已習於安逸生活的我們，莫忘了大地的存在。

自此地牛翻身後，遭受重擊的我國，在國內外複雜的政經環境交錯影響下，使得我們一向引以為傲的經濟成長率每況愈下，仍陷於「發展」就是「經濟成長」的我國政府，不由得慌了手腳。拼經濟的口號不絕於耳；經發會、挑戰2008，迫不及待地以犧牲環境正義來向企業描繪一個又一個大餅；而此同時，國內貧富差距逐漸擴大；一切向錢看的價值觀更，侵入了教育界，學雜費的暴漲使得教育再也不是人人可有的權力。環環相扣的經濟、社會與環境，就如此同時朝向「非永續」的方向前行。921原本提供了國人一個重新思考未來走向的契機，但顯然我們並未善加把握。

今年的921，適逢中秋，月圓人圓的祈求，對多少家園因地震而破碎的人們，是多麼難以承受。一向負有平息人心之責的宗教界，因此於是日舉辦了多場祈福法會。

的確，人心的善惡乃是社會不公與環境破壞的根源；因此在祈福之餘，我們更應思索的是如何扭轉敗壞的人心，使其朝向善的一面，並從而使這個以競爭為本的社會體制，轉為以互助為本的社會體制，使這個耗費資源、過度生產與消費的經濟體制，轉為珍惜資源、以真正需求為本、且對環境友善的經濟體制，那麼我們才可走向永續發展之道，這也才是全民真正的福氣。而這轉變的力量，在於我們的願景、決心與行動。

雖然，全球大部分國家與我國一樣，朝著非永續的方向前行，然而這股轉變的力量已在數個國家發芽甚而茁壯。甫結束的地球高峰會的主辦國南非是一個剛結束動亂、貧富差距懸殊、失業率高達40%以上的國家。在這麼一個問題重重的國家，他們規劃出數個結合環境保護與當地文化特色的大型計劃，如生態城市、溼地復育與貧民窟重建等，希望善用當地資源，以期達到自給自足與提供充分工作機會的永續發展目標。而在資源回收與再生能源的發展大有成就的德國，更是一個全民齊心朝向永續發展的國家。日前一位德國資源回收公司「綠點」的負責人來台演說中提到，亞洲政府官員常跟他說德國這一套在亞洲國家行不通，他則回應以德國人不是天生就會做分類，而是他們體認到資源的有限性，而決定身體力行。只要亞洲政府下定決定，一樣可以做得到。

人們習於安於現況，要改變目前的潮流確實不易。然而，921與之後多起的風災、水災與旱災，已為這個社會蓄積了大量的轉變能量。能否使這股能量化為社會與經濟體制的正面轉變，就看全民與執政者的智慧了。

零垃圾在永續發展世界高峰會上成功了！

GAIA新聞稿，鄭益明﹝看守台灣執行長﹞譯。

零垃圾方案在高峰會的全球論壇會場，初步數據顯示減量70-80%，零垃圾哲學所達成的績效比永續發展世界高峰會的平均好到300%到400%。

最近結束的永續發展世界高峰會有個顯著的成功故事，就是在約翰尼斯堡全球論壇的零垃圾方案。由全球焚化爐替代方案聯盟（GAIA）支持的非洲地球生命（ELA）所執行之零垃圾方案，在垃圾減量的成效遠高於所有其他高峰會的會場。雖然，初步的數據顯示在全球論壇會場裡有70%到80%之間的減量，不論最後的數據如何，已遠超過整個高峰會25%的總合。

約翰尼斯堡非洲地球生命的計畫協調員穆納拉卡哈尼（Muna Lakhani）說：「這不僅強烈地顯現出以零垃圾為組織原則的優點，更顯現出非政府組織也有能力和政府機構一樣，來提供創意性的環境服務；這種創意性的環境服務在有限的資源下，配合完善的規劃和有決心的團隊，證明了從掩埋場和焚化爐可減量大量的垃圾。」

全球論壇的零垃圾方案從試圖規劃把系統裡的垃圾盡可能分離出來開始（特別是塑膠，重點放在PVC和PS上），然後導入教育資訊系統、零排放垃圾收集（使用特別設計的三輪車）、以及在系統裡部署熱忱的工作人員團隊。在納斯瑞克（Nasrec）正常的情況下，原垃圾系統於會議期間只能創造6個工作機會，沒有固定的工作機會；而由零垃圾團隊重新規劃的零垃圾系統所創造出的就業機會如下：在全球論壇創造了90個兼職的工作，會議後留給當地的利益是約有40個兼職人員，配合10個原有的固定工作人員繼續執行。所有這些工作都由南非黑人擔任。有些規劃從系統裡把垃圾分出來的努力沒有完全成功，像所販售的水還是以寶特瓶（塑膠）來裝，仍然使用蓋子和吸管，雖然可口可樂最初承諾不使用這些產品。有些政府部門和組織「進口」非永續的廢棄物，主要是PS的容器，估計約有8%到12%的總垃圾量是「進口的」，這造成減量的數據比可能有達到的還要低。

減少有害廢棄物是零垃圾系統裡很重要的部分。分析產品通常使用的材料，和設計使用替代品使產品更無毒性，如此來減少有毒化學物質的使用，也對計畫的成功貢獻良多。

已有很多企業、政府部門（特別是地方政府）在推動零垃圾的觀念來減少垃圾；不論世界高峰會的成就如何，在地球高峰會全球論壇的零垃圾方案高達70%到80%垃圾減量之成就，像是在黑暗裡的燈塔一樣耀眼，且顯示出真正的永續發展是有可能實現的。

雖然，整個地球高峰會同意零垃圾的原則，全球論壇這個會場是非洲地球生命的零垃圾團隊之成員直接監督的場所，來組織和執行必須的廢棄物減量系統。

在全球論壇場所做到了具有特殊意義的較好之廢棄物減量，是由三種重要的特性造成的：

1、計畫從系統中減量更多的垃圾：全球論壇會場限制大多數塑膠（特別是PVC塑膠）的使用，而其他地球高峰會的場所僅限制PS；

2、把有機廢棄物分開：全球論壇會場把剩餘的食物和其他有機物質分開，而其他地球高峰會的會場沒有。有機物是垃圾減量中很重要的部分，最少佔垃圾量的30%。地球高峰會其他的會場把有機物送去掩埋。

3、投資於教育和配套：全球論壇積極地以各種推廣手段來散播零垃圾的訊息；全球論壇會場各處的海報和通知，告訴代表們如何把他們不要的東西分類，放進不同的桶內，以及那些材質可以回收。在全球論壇各處的電視銀幕上，每30分鐘提醒大家做回收和參與零垃圾的行動。騎腳踏車的工作人員從回收桶收集東西，這個圖像使參與者親眼看見創意性的回收計畫正在執行。且專題會議和音樂會也納入零垃圾的訊息，這種配套很重要，因為代表們來自於許多不同的背景，且處理垃圾和回收有非常不同的經驗。

全球論壇是永續發展世界高峰會(也被稱為地球高峰會)最大的部分；每天有30,000多名代表參加全球論壇。該論壇位於約翰尼斯堡的國際貿易中心（納斯瑞克）。

零垃圾團隊集結了非營利的非洲地球生命和全球焚化爐替代方案聯盟的精力，和聯合國及南非高峰會的主辦者共同把地球高峰會組織成零垃圾的場合。非洲地球生命是由義工運作的南非組織，自1988年起在環境和社會議題上很活躍；全球焚化爐替代方案聯盟是國際廢棄物減量的聯盟組織，在65個國家裡約有300個會員。

搶救台灣最後一塊淨土

作者：謝和霖﹝看守台灣協會助理研究員﹞

在工業掛帥、經濟優先的我國，台東，因交通不便而成為台灣島上最後一塊尚無工業污染的淨土。然而，這山明水秀的地方，在政府的不當政策下，現在卻成為焚化爐工業覬覦的對象。

在環保署的「鼓勵公民營機構興建營運垃圾焚化廠推動方案」下，以農業為主、人口不多、且極適合推動垃圾減量、回收再利用與堆肥的台東縣，於90年1月9日與達和公司簽約興建一300噸的焚化爐，後因居民反對而暫時停工。然其於今年4月間悄悄動工，並因場址地下水位過高而超抽地下水。在造成附近的缺水問題後，才驚動了台東市民，並促使台東縣議會於9月14日舉辦了一場「台東應否停建垃圾焚化爐公聽會」。公聽會上，台東縣民與參與的縣議會議員極力要求立刻停建，並立即檢討違約所需賠償的金額。然而主其事的環保署官員與縣長卻無一與會，突顯身為人民公僕的官員對民意的藐視。

該事件另有幾個荒謬現象，首先是環境影響評估。該場址附近青田環繞、流水潺潺，令人心曠神怡。可是如今在土木工程的肆虐下，只見深達數尺的地基湧出了源源不絕的地下水，至今仍未抽乾，並因此造成附近的缺水。而當初環評卻未考慮到此問題，可見其草率。而工程單位與有監工之責的縣府在發現地下水位過高時，未立即停工重做環評，而是欲以「暴力」方式將寶貴的地下水庫抽光，後雖在居民要求下補做環評，可是結果並未造成其處理手段的任何改變。這在水資源日益缺乏的今日，尤為難容。

其二，在居民體認到台東不能蓋、也沒有必要蓋焚化爐，而要求停建之際，只見廠商提出的違約賠償金達7.7億，約佔其總投資金額1/3強，而該焚化爐的興建也不過剛開始。究其原委，才知合約規定除了須償付廠商已投資的金額外，還要賠償廠商未來20年的預期利潤。身為為人民利益把關的官員竟然與廠商簽訂如此的不平等條約，豈不是明顯的有虧職守、圖利廠商？

其實，不論是否山明水秀，焚化爐蓋在哪裡都不對，因為那不僅是個浪費資源、製造污染的產業，且有更經濟可行、永續的替代方案「零垃圾」政策。而焚化爐的問題更不是只有住在焚化爐附近居民才須關心的問題。由焚化爐煙囪所排放的戴奧辛可達1000英里才落下，而持久性的戴奧辛與重金屬更可經食物鏈進入我們身體累積。這些有毒物質對人類健康與環境的危害深遠而廣泛。全民不應漠視我們的公僕一次又一次的魯莽愚行，該是我們齊心聲援那些直接受害的民眾，並努力扭轉這過時不當政策的時候了。

由理念到行動

作者：謝和霖﹝看守台灣助理研究員﹞。原文亦發表於台灣立報。

於南非約翰尼斯堡舉行的地球高峰會已於9月4日結束，會中通過了「執行計劃」；由於某些國家基於自身利益的考量，而刪除了原草案中的多項具體實施目標與時程表，因而引起環保人士的失望與不滿。不過，這次高峰會所要傳達的主要訊息，仍可從該「執行計劃」透露出來，即大會希望各國不要只是把永續發展當做議題而已，而是要即刻採取行動，扭轉持續惡化的環境；否則地球很難再撐上幾個十年。

自1992年里約高峰會揭櫫「二十一世紀議程」以來，各國對該議程中所要處理的環境、社會與經濟問題，大多只是掛在嘴邊說說，真正往永續發展前行的國家寥寥可數。十年後的今天，許多國家的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為社會與經濟的穩定埋下了變數，而同時人類活動對大自然的衝擊持續上升，現今人類所面臨的危機，絕不祇是經濟蕭條而已。

自1992年到2001年間，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9%，其所造成的溫室效應，已使現今世界各地的乾旱與洪患的次數與強度加劇；而溫室效應所造成的海平面上升，更是威脅著世界各地沿海居民的生存。而自1980年代起至今，天然林面積急劇萎縮，其損失面積相當於一個印度的面積。工業國家的木材需求，造成發展中國家的非法伐木，不但加快了溫室效應的腳步，也造成了生物的滅絕，更使得依賴森林中生物多樣性生存的原住民生計受到威脅；森林消失所導致的水土保持之破壞，與氣候變遷導致的降雨不均，加上水資源管理的不善，使得某些地區的居民飽受洪水與土石流的威脅，而某些地區則由於數年乾旱而缺糧，尤其是非洲缺水國家的人民，原直接依賴土地維生，當土地成為一片荒瘠，手邊又無餘錢，如何不飢荒？全球的貧富差距如何不擴大？

現今世界的景象是，工業國家自第三世界巧取豪奪資源而創造了財富，卻留下當地民眾獨自面對資源耗竭後的貧困生計。賴大地維生的第三世界子民知道，這個世界正因資源匱乏而慢慢沉淪，而工業國家的人民則因地域區隔與都市生活的不虞匱乏，而依然過著過度消費的生活，並因工業的大量生產與成本外部化，而廣泛地污染了寶貴的土地，破壞自然生態，使得後代子孫連要求自給自足的機會都成枉然。

這世界的相互依存度遠高過我們的想像，我們所作所為的影響層面也超過我們的想像。永續發展對我們不應只是口號，而是應以之為中心的思考原則，來發展出經濟、社會與環境的整合政策，並即刻採取行動。日前陳總統提出希望籌措兆元台幣的基金來振興產業，仍不脫舊政府經濟掛帥的思維。我國經濟問題相對於環境問題可說是小巫見大巫，政府不應以放大鏡將經濟問題擴大，而長期忽略其他正威脅國人生存的問題，更不應等聯合國會議結論出來後才亦步亦趨，甚至敷衍了事。這兆元基金若能投資於永續發展上，則我國才能步上永續發展之途。

地球高峰會零垃圾政策的省思

作者：謝和霖﹝看守台灣助理研究員﹞

即將在8月26日於南非約翰尼斯堡舉行的地球高峰會，預計將聚集全球6萬多人參與討論人類如何在這資源有限的地球上永續生存。有鑒於10年前於里約高峰會上，討論永續發展的與會人士卻為當地製造了垃圾災難；且10年以來各國於永續發展上大多說的比做的多，因此以提倡零垃圾政策取代焚化政策的國際環保組織：全球焚化替代聯盟 (GAIA) 於今年6月初說服了聯合國公民社會秘書處，支持以零垃圾為目標來籌辦此十年一度的盛會，用實際行動來支持永續發展，並委以全球焚化替代聯盟的南非當地會員團體非洲地球生命 (ELA) 來共同籌畫。他們計劃至少使此次高峰會產生的垃圾減量90%，並保證沒有垃圾送到焚化爐；並希望此實際行動可以教育當地與各國與會人士，使實施零垃圾政策可以在會議結束後茁壯於當地，並散播到世界各國。

零垃圾並不是只有資源回收，而是一個整體考量的政策。這次地球高峰會的籌辦，除了於各地設置供不同類別垃圾置放的桶子外，也將以「零排放」的腳踏車將垃圾運送到清除轉運場地，以便進行更進一步的分類回收；同時籌備單位也要求會議所需紙張採購，應指定再生紙；會場週圍販賣的食品和紀念品的包裝，要用環境友善的材質，要求盡量減少使用不符合永續發展的包裝，如塑膠，而改以更有回收價值的材質等等。

在近來自然災害頻率與強度加劇的情況下，人類已到不得不改變自身行為的轉戾點。聯合國的這項承諾，除了是繼斯德哥爾摩公約通過以來，再一次指出焚化政策的錯誤以外，更是希望全球人士能夠起而行，以實際行動來扭轉環境的惡化與資源的浩劫，以免落入萬劫不復之境。

反觀我國，除了在過去10年來以平均每年2座的速度、近千億的預算，在全國興建了將近20座焚化爐外，更企圖在目前財政短缺、且垃圾量已不夠燒的情況下，於2008年前將計劃中的32座大型焚化爐全數完成。這種濫用納稅人的血汗錢和違反國際潮流的政策，實在令全國民眾痛心，更難以見容於國際社會。

垃圾焚化不但會排放世紀之毒戴奧辛與有害重金屬，更是將原本可以回收利用的有限資源，轉換成大量威脅人類生存的溫室氣體二氧化碳與戴奧辛，並且也是一座座吸取納稅人血汗錢的無底洞。無論是從環境面、經濟面與社會面，垃圾焚化政策都違反了永續發展的原則。希望政府能儘速放棄這種短視近利、圖利財團的焚化政策，轉向零垃圾政策，而人民更要體會資源的有限與焚化掩埋的危害，而加以配合與要求，如此方是我國永續發展之道。

登革熱與環境、生態的破壞

作者：鄭廷斌﹝看守台灣助理研究員﹞

登革熱疫情再起，南部各縣市幾乎是全民總動員滅蚊，北部亦是戰戰兢兢的備戰，而各地滅蚊的不二法門除了清潔、大掃除外就是噴藥，室內、室外、田邊水溝到處噴，而噴藥到底對人、對其他生物、對整個環境有何影響，好像沒有多少人注意及關心，而噴了是否有效果？是否因此讓蚊子產生更強的抗藥性，下次再噴藥性更強的，而如此的惡性循環之下，只怕犧牲掉的是國民健康、及整個環境生態的破壞。

過去田邊、水溝隨處可見會吃蚊蟲及孓孓的青蛙、大肚魚等生物因多年的噴灑農藥及工業污染而死傷大半，水溝、灌溉溝渠的水泥化更進一步剝奪破壞其棲息地，因此而導致生態的嚴重失衡，蚊蟲的天敵消失，過去一度銷聲匿跡的熱帶性疾病捲土重來，而我們不思用天然又免費的生物防治法來解決登革熱的問題，對付蚊蟲的方法竟是噴藥再噴藥，將已奄奄一息的益蟲及生物進一步趕盡殺絕，這些毒藥進入空氣、地下水、海洋及溪流中，除了污染當地外，根據研究連距離噴藥農場數百哩遠的荒野及北極地區也發現殺蟲劑的蹤跡（ENS），而最後這些毒藥又經由動植物及食物的生物鏈作用回到我們自己的身上，也難怪數年來全國的十大死因，癌症總是高居第一位。40年前，卡爾森女士所著的《寂靜的春天》（The Silent Spring）已預告了濫用農藥、殺蟲劑及工業污染所造成生態破壞及影響人體健康的後果，40年後我們依然尚未覺醒的照著他的預言走。

根據哈佛醫訊的警訊，人類排放溫室氣體所造成的地球表面生溫，有利於蚊蟲的生長，也因此加重了登革熱等熱帶性疾病的危機，將使其往副熱帶及溫帶地區擴散（東森新聞報）。只怕不久的將來，台北亦將如南部各縣市一樣年年拉起登革熱疫情的警報。在台灣拼經濟的口號喊的震天響的時候，我們似乎仍未思考覺悟到，經濟的發展及社會的永續生存是奠基在健康的生態環境及國民的健康上，當可食用的水產、禽畜及植物均帶有殘存的農藥、殺蟲劑或重金屬污染，當生病、癌症的人數比率越來越高時，當醫藥、健保支出的費用越來越多時，你還相信我們能拼經濟、永續發展嗎，這似乎只是個烏托邦的世界而已。

水泥化的危機

作者：鄭廷斌﹝看守台灣助理研究員﹞。原文亦發表於台灣立報之看守台灣專欄。

曾聽一位前輩談過，當初馬偕剛來台灣判斷原住民和漢人的方法是，遠遠望去只要是樹木成蔭的一定是平埔族的住家，而漢人的聚居地樹木儘皆砍伐。所謂的篳路藍縷以啟山林，開山輔蕃就是把所有的樹砍掉以利農作，而這也導致過去林野間成群的梅花鹿，今天在野外一隻不剩。因此，過去台灣的開拓史可說就是一部伐木史。當平地的森林幾已砍伐殆盡，官民又繼續協力砍伐山坡地，甚至深山的檜木，而因伐木所造成的崩塌、水土流失又導致土石流不斷；政府為此大力推行的所謂山溝野溪整治，就是全面水泥化，用水泥來覆蓋窒息所有土壤中的生物及生命。

山區是如此，而都市地區呢？據中國時報報導，成大建築研究所在民國87年的統計，台北市住宅區水泥化面積高達84﹪，商業區更高達94﹪。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教授林憲德公布最新調查結果，「台北市已開發區的透水地表面積比率只有16%，已經到了呼吸困難的地步了！」，他同時警告都市水泥化日趨嚴重，防洪、散熱都更加困難，都市也會愈來愈不適合人居住（民生報）。在台灣開發蓋房子的第一件事就是砍樹，道路的行道樹也是一個蘿蔔一個水泥坑，管它會不會活。今天台北市外表美輪美奐的人行道全面換新工程，只是不透水窒息泥土的水泥工程，而各大公園及學校地下廣建停車場及地下室的水泥工程，除了影響樹根生長外，也讓泥土無法蓄積水，雨水無法滲流補充地下水，地下水也無法蒸散調節氣候。在高度水泥化之後，居住環境日漸高溫化的「都市熱島效應」日益明顯，都市洪水發生率也因此提高。事實上若能根據經濟部水資源局主任秘書吳約書所舉的日本例子，將學校操場、運動場、公園、等生態綠地規畫為貯洪區；豪雨期間，這些場地不但可以被淹沒，地表下還開挖三至五米深，成為大型蓄水塘，自然滲漏補注地下水後所剩餘的雨水，則待大雨過後再行抽乾（民生報），這除了能補充地下水外，也能減緩颱風豪雨所帶來的大水，同時也較符合大自然將水留住的原理。

今天從山林到都市的大部分建設及作為，可說是不斷的為一波波的洪患、旱澇及生態災難蓄積能量。遺憾的是，大多數人民及官員的觀念，仍然認為用水泥才代表安全及美觀，而少有生態的概念。因此在報紙上經常可看到的環境災難新聞也就不足為奇了，而這些新聞也只是曇花一現的被淹沒在政治及經濟的新聞和八卦中，沉默的大眾依然沉默著，對於我們週遭的建設及納稅錢如何被花用似乎沒有太多人關心著。長久下去，官方版的「永續台灣」將是建設台灣成水泥叢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