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乾淨健康的水是人類最卑微的要求

作者：丁澈士（屏東科技大學教授）

受莫拉克颱風襲擊下，高屏溪攔河堰「黃沙滾滾」，河水濁度飆高為3萬NTU，是正常供水6,000NTU的5倍，加上抽水系統故障及南化水庫引水管淤積無法供水，大高雄用水產生危機。濁度的飆高，不止導致民生用水停水（據報導影響約3萬戶），加工出口區好幾家工廠甚至得買水應急，濁水、停水危機無須贅述。

回顧過往，每逢汛期台灣地區的停水危況，許多專家學者早已提出解決看法，在2004年桃園缺水事件中，成功大學水利產業知識化育成中心主任吳銘志曾受訪表示，「濁度高而受迫停水情況，其實以台灣現有的技術，『絕對有能力處理』，水公司之所以無法及時處理高濁度原水，主要是因為設備不足。原水濁度過高，導致淨水場沉澱池無法發揮作用」。因此，水公司應該提升現有設備的處理能力或是予以擴充，例如增加過濾池，將澄清湖部分水域隔離做沉砂池，讓原水多過濾幾次後再進入沉澱池，就可以有效降低原水濁度。

同時，筆者也在聯合報2004年9月7日民意論壇發表『地下水 不濁的救命水』文中提及，颱風帶來豪大雨，進帳的不僅是水庫，更可貴的是經由各沖積扇及補注區補注入地下含水層的水，這才是我們要開發調蓄的水源。

其實，抽用地下水而引起環境地質災害問題，是出在抽取量大於補注量，解決之道在於地下水的管理上，若能有效運用豐水期的豐沛水資源，利用沖積平原扇頂地區天然粗礫，迅速將地面水補注轉換儲蓄於地下含水層（又稱地下水庫），枯水期或需水時再回抽使用，除了對河川下游可減洪外，亦可供應品質較好的水源，下雨時抽取地下水，亦可調節騰出地下水空間，俾能在下一次降雨時能及時補注河川；否則，豐沛的地下水源依然會轉為地面水流出河川，流向大海。

水資源開發單位如能對地下水供水系統建立即時監測系統，充份掌握供水區域之地下水情勢，及時啟動抽水井進行調查及控制水量，相當程度可減緩缺水窘境。

目前，屏東受災地區林邊等地因缺水現況而延遲了重建整治工作。根據研究調查，屏東平原林邊、佳冬、潮州等地為地下水自噴區，即為地下水飽和狀態呈現湧出現象，以致當地已有不少居民自行設井抽取地下水使用，這正印證了地下水為不濁的救命水。

屏東地區富含如此珍貴的地下水資源，相較於一溪之隔的高雄地區缺水頻繁，如何能效率地利用分配高高屏水資源，在缺水重要時刻提供乾淨水源補給，筆者提議可在高屏溪沿岸合適之地點放置輻射井（台灣自來水公司有經驗），汲取河畔下之淺層地下水（實際上80%以上也是由地面水滲入河床下）為供水源；另可將屏東此刻豐水期（甚至汛期）之地下水資源以管 線供至大高雄地區，在橋樑結構安全及河床穩定無疑條件下，利用舊高屏大橋作為此輸水管線橋，一來除可適時提供救命水源，再者亦可延長舊高屏大橋使用年限，就實用面、經濟面考量等不失為策略性參考措施。

註：本文作於8月24日，但時至今日，大高雄地區的自來水原水濁度仍高，澄清湖的自來水處理仍受到影響。

比救災更困難的挑戰：對大自然應懷抱著謙卑的心

作者：沈弘文（看守台灣協會 理事）

這幾天有關莫拉克颱風災情所引發的救災問題，在媒體上刊載了相當多的新聞報導與評論。救災是考驗政府與社會對於危機的應變能力。中央與地方政府在這次救災的因應過程，暴露出相當多問題。但在救災之後，身為環保團體，我們還是想提醒社會大眾，我們究竟有沒有由這次的災難中學到什麼教訓？如果沒有，如果我們思維方式與行為模式依然沒有改變，如果我們還是重複犯下過往的錯誤，那這次在災難中罹難者與救難殉職人員用生命所付出的代價，不僅不值得，更完全沒有意義。

當災難事件成為媒體焦點時，指著別人的鼻子批評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可是，當一、兩個月之後，當八八水災的新聞報導會逐漸由媒體消失，我們對待環境的態度是不是有所改變，我們是不是做好未雨籌謀的防災因應，那時才是檢驗我們究竟是不是一個有反省力的社會的開始。

救災是災難已經釀成以後的危機處理。現在除了救災，重建安置更是當務之急。但是，在重建安置的過程中，如何吸取過去的教訓，預防災難的再次發生，才是以「永續發展」與「長治久安」為職志的政府所應該重視的工作。在人類與環境的互動經驗中，環境科學一直提醒我們，人類常常因為「短視近利」與「以鄰為壑」的作法，做了建設，以為自己會因此獲得利益，但這往往只是短期的現象，長期而言，卻是引發社會整體更大的災難的肇因。因此，由這次的水患災害事件中，我們不僅應該關心救災的反應效率、政府官員的同理心與執行力，我們更要檢討過去究竟是那些「短視近利」、「以鄰為壑」的行為，才會讓天災變成這麼嚴重的人禍。

環保團體常扮演預警災難的烏鴉，不僅常擋了人家的「財路」，更往往被發展導向的技術官僚視之為「不理性」的激進份子。可是，技術官僚所謂的「理性」是真正的理性嗎？還只是替開發建設辯護的「官方說法」？不論人類的科學再怎麼發達，大自然的複雜性與變異性並不是工程技術人員用幾條方程式就能輕易掌握的，更何況我們今天觀測大自然的工具雖然已經強化了，但是，對於預測大自然變化的能力依然還是相當地不足。

過去一段時間，我們想想，台灣挖了多少條貫穿山脈「鑽地隧道」？是的，短期間來看，交通的時間是縮短了，除了有沒有經過嚴謹的經濟效益評估之外，我們更是擔心，台灣的山林環境真的能夠承擔這樣無止盡的「開挖」？在這次災難過後，台灣社會應該要學習對大自然謙卑，了解到人類不應一直跟大自然爭奪用地。這句話說起來簡單，卻是擋人財路，要有相當大的魄力，才能完成這個挑戰。如果在未來的重建工作中，台灣能夠吸取這次的災難經驗而做好這一課，這才是更重要也是更困難的社會提昇，也才能說明我們是一個有反省力的社會。

山奔泥流、惡水衝大橋之額外思考：八八水災的幾個看法

作者：劉金心〈看守台灣協會 會員〉

這次莫拉克颱風所帶來降在南部的雨量，真的是創紀錄（如在小林村，三天下了1760毫米雨量，而台灣年平均雨量約為2550毫米），這對台灣的山區之自然環境及生活環境，帶來絕大的考驗，也考驗山區及下游平地的公共設施（道路、橋樑、水庫、河堤），結果是不堪一擊。

在屏東佳冬、林邊地區，早已有地層下陷，甚至高程低於海平面，若水大一些、水漫河堤，那就只好淹水了。這次水災過後許久，水仍不退，且下水道、排水溝渠都積滿了淤泥，若沒有清疏，水終究排不出去。

這次土水災由上游衝下來很多的漂流木，隨水流衝下，擊壞橋樑，到處滿坑滿谷，流到海後，充塞海港、海岸，如富岡漁港就被漂流木塞滿了。這些木材是從那來的，是否是人為因素？有人懷疑是盜伐的「山老鼠」？或政府施作工程所砍伐、廢棄？

若這樣大的降雨量是降落在台北地區，台北縣、市應付得了嗎。以前曾發生林肯大郡事件，則如安坑的大台北華城、綠世界（舉例言）的山上高聳建築，是否也一棟一棟倒塌？輪也會輪到，說不定下一次就是看到在台北救災了！

這次土水災害的衝擊、受害地區，都是在中南部山區，包括台南、高屏的平地、海岸地區。就山區來看，很大部分是原住民部落生活圈。會不會因此原住民的部落崩毀了、文化滅絕了，山上不能住了、老人們提早死亡了？

南部及山地，遭受這麼大的土水災難，造成個人及地區的巨大財產損失，將導致更大的社經不公平性。對南部人、山地人、貧下工農者，與北部人、較有錢人間的收入水平，相差更遠了；台北與中南部間，差更遠了；高級的外省人與平實憨厚貧困的台灣人，差更遠了。我只是覺得：原住民對此有沒有一點自覺？像高金素梅到中國北京去交流、去要錢，自稱代表原住民？她是代表誰？

常說「人定勝天」，這次似乎是不成了，故又有人提出「調適」，也就是要提早逃難、撤離。這一次土水災患，在南投信義鄉新中橫沿線的新山村、神木村等的村民，生命損失較少，因他們已經歷到多次土石流的侵襲，住民較熟知、見識到土石流的威力，當有徵兆時，即相互走告及時逃避。

若論山上農業，在山上種高麗菜、茶葉、水果可以有多少產值（可以賺多少錢），實在是不多。在二、三十年前，陳玉峰教授就已對阿里山公路沿線的農業開發提出警告，謂估計高山農業若賺1元，大自然要損失37元。據知，這次莫拉克颱風的重建，恐需花1000~2000 億元，及損失了600餘人命。

有人提出：這次是「氣候變遷」所帶來的災難，對人類生活的具體衝擊，一齣「明日過後」的預演。

在民進黨時代政府，有感於每次颱風（如賀伯、納利、桃芝、卡尼基、鳳凰…）來所造成的損害、山河的破碎，提出了「國土復育條例」，但都被國民黨擋下，根本排不進去程序委員會。這是很實在的證據，顯示國民黨對國土復育的態度及政策。有影響到他（她）們利益的，他（她）們就不幹。因為這條例希望可抑止山上的開發利用。像台中谷關通往梨山的（中橫台8線）道路，在民進黨時主張封路（路雖已修復，除緊急外不開放通行），當國民黨主政，上年就又開放了。

這個政府對整個台灣的經營運作，除行政部門外，這群立法委員的角色也是不可忽略的。立法委員由地方選區民眾所選出，國民黨的立法委員都很積極服務選民的。但這群立法委員要的利益更多，很多較好的法令、政策、行政作為無法實現，都是這些立法委員阻擋。平時或是災難時，他們也是熱心服務或救災（如高雄的陳XX，這陣子也是很熱心送救濟品、要派兵…），但別忘了，未能落實、通過良好政策的原兇，也包括這些立法委員諸公。只是說，一票一票把他們選出來的，就是今天蒙受天災、哀號哭叫無助的這些災民啊。怪誰呢？怪你手上所投的那一票啊！

有人在追究責任，這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若是靈活、有效的民主制度，在國家危難時，應能運作選出足以擔當的領導者，例如二次大戰時的英國首相丘吉爾、美國總統羅斯福。若然，當領導者無能、不負責時，應即可運作倒閣、或罷免重選等，進行制度上之運作。民主制度要運作得成功，要有靈活有效的制度運作，也要有良好的公民教育、及對政客無情的選民（不可為了500元、顧人情，就把這一票投出去）。

有人說，我們不要責怪、究責，我們應從其中檢討、得到教訓。這個說法、作法也是對的，而且應該馬上進行的。因為老天還會繼續降雨、颱風繼續會來，超大毫雨仍會再來的。

八八水災，思及台灣前途，讓我想起早時的英文流行歌曲，那充滿感情的「青青草原」（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及「惡水大橋」（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曾幾何時，我們只看到後者。

由抗旱變防洪談減緩與調適

作者：謝和霖（看守台灣協會 秘書長）

莫拉克颱風帶來了豪大雨量，一夕之間解除了這幾個月的旱象，讓正苦惱著將要祭出限水措施的相關單位鬆了一口氣，不過卻要反過來著手防洪救災。這幾年來，類似這種不是不下雨、一下就是豪大雨的極端天氣，出現的越來越頻仍，印證了人類已攜手進入暖化的世界。

任職於美國太空總署、二十年前率先發出警語的科學家韓森認為，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應當穩定在350ppm以下，才能將長期暖化程度（與工業時代以前的水準相比）維持在較安全的1℃左右；而今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已達到382ppm以上，且增加的速率越來越快，人類若不趕緊採取行動，未來氣候進一步變遷所帶來的威脅，將使今日拉開暖化序幕的這些極端天氣事件，成為破壞力不值一顧的小角色。

然而，即使我們今日有採取必要行動，頂多也只是減緩了暖化速度，我們過往與現在繼續排放到大氣中的溫室氣體，在未來仍將導致氣候進一步的暖化；人類可做的，是盡量將暖化幅度控制在可承受（但已非安全）的範圍內，並在達到危險程度前，達到溫室氣體的負排放，以脫離這暖化趨勢。也就是說，這個世界其實已沒有排放增量的空間，而長期以來排放大量溫室氣體、人口只佔世界的千分之三、二氧化碳排放量卻達全球百分之一的我國，更不能像發展中國家一樣，振振有辭地為了發展而要先增量、再減量，而是應當戮力地逐年減量，往負排放的目標前進。

除了減緩暖化，我們還要面對的是在這個仍持續暖化的世界中，風調雨順已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美夢，農民曆也將越來越難以參考；而若我們不有所作為，以增強這個社會與自然生態的體質（恢復力），那麼未來我們將變得越來越脆弱，無法承受氣候變遷的打擊，這也就是世界各國越來越重視的調適措施。而在 制定任何政策或i行任何發展規劃時，也都應當考量其對社會及生態之恢復力與脆弱性的影響。

以水資源為例，由於未來降雨型態變得更加難以捉摸，因此政策上除應鼓勵節水與蓄水措施外，也當抑制總耗水量的增加，因為任何用水量的增加，都將使我們更沒有餘裕面對不知何時會開始與結束的乾旱。更何況，在我國許多地方，長期以來因為地下水超抽而持續地層下陷，更顯見我們早已沒有這樣的餘裕。 另外，我們也要停止繼續開發集水區與濕地，並加以保護，除可避免暴雨來襲時造成土石流與水災，也有利於把難得的雨水留下來。而任何政策與開發行為，若導致水資源的脆弱性 提高，除將影響供水穩定度外，也將影響農業生產，而危及糧食安全。而無論是水或糧食，均左右你我生存，且在人口持續成長的暖化世界裡，都將是各國需求恐急的民生必需資源，難以寄望他國支援。

為求生存，減緩與調適應當成為各國國家發展的兩大主軸。然而，我國政府近年來仍以上世紀思維陸續推動幾個高耗能與高耗水的開發案，如現正在環評中的中科四期、國光石化以及環評即將上陣的六輕五期等，完全與之背道而馳；甚且還要犧牲已脆弱不堪、但卻為國家生存基礎的農業，來換取這屬於少數人的短期利益。試問：當生存基礎不在，黃金鑽石又何益？

風險管理的能力

作者：謝和霖（看守台灣協會 秘書長）

經濟不景氣、光電與半導體產業受重大打擊且前景不明之際，國科會仍然大力推動該等產業之擴張，要在彰化二林一帶開發佔地635公頃的中科四期園區供廠商進駐，不僅不顧整體國家資源集中化的經濟風險，且衍生出大量的空污、水污、溫室氣體排放與用水緊繃等環保問題。自該開發案環評說明書於4月初送入環保署審查以來，即受到環保團體強烈批擊，在開發單位無法澄清眾多疑慮之下，環保署只選擇了放流水一項進行其認為可以「釐清真相」的專家會議。現在該專家會議已結束，該案繼續進入專案小組審查，然而真相是否已釐清？

在會議進行過程中，開發單位只就放流水標準中幾項與其有關的重金屬以及懸浮微粒、生物需氧量與化學需氧量等一般項目進行污水放流後的水質推估，再與丙類水體標準比較，然而光電與半導體產業使用了眾多有機溶劑與特殊的重金屬，則未列入評估；連最常見且亦為放流水管制項目的砷也沒有計算。

另外，開發單位左援右引美國1980年代公布之30種針對電子業之總毒性有機物與日本環境廳於1997年提出之70種疑似環境荷爾蒙，還有斯德哥爾摩公約所管制之21項持久性有機污染物，以及歐盟REACH新近公告之高度關切物質清單，強調廠商所使用之物質沒有幾種列在這些名單裡。然而美國之總毒性有機物質名單已年代久遠，在電子業技術日新月異之下，其當初之評估範圍恐無法涵蓋中科四期廠商所使用之物質，況光電產業是新興產業；日本環境廳所列出之70種物質則多是殺菌劑、殺蟲劑以及塑膠品所使用之添加劑，與本開發案相關性更低；而斯德哥爾摩公約與歐盟REACH名單更是因為其為一國際性或區域性的管理機制，而只看寥寥數種超級毒物。幾場專家會議下來，開發單位就是不列出廠商所使用之化學物質、使用量與可能之排放量，以利環評委員與專家進行評估。

在基礎資料不明的情況下，其對環境之風險可以釐清嗎？在風險不明且依照過往經驗可能會對環境有重大影響的情況下，只見眾委員與專家在討論的是要排舊濁水溪、濁水溪、還是直接入大海好，卻沒有不開發、不排放的選項，宛若開發已成定局。縱使未來環評委員對放流水的水量與水質設限，也只是憑直覺，或是私下的政治角力，而非立基於避免沿海生態、農漁業與人民健康受到不利的影響；而這些條件更不可能針對性的限制或禁止廠商所使用的眾多化學物質。

在環保署縱容開發單位打混仗的情況下，也就難怪之前有廠商放流水中被發現含有PFOA與PFOS等最近為斯德哥爾摩公約所禁止的毒化物，卻因為放流水管制標準沒有這一項，環評結論又未予以特別限制，而面臨無法可罰的窘境；也不用奇怪有學者以環保署許可六輕的揮發性有機污染物排放量來推估「苯」的致癌風險，卻發現已遠超出國際認可的270倍。以人力、物力及法規的侷限來看，環保署根本欠缺化學物質風險管理的能力，若不採預警原則以避免風險，實無異於環境破壞者之幫兇。

譴責的對象

作者：蔡瑄庭（看守台灣協會 理事）

乍看七月十四日環保署「譴責高雄市環保局吳家安科長不當言論」新聞稿之標題，措辭強烈，以為吳員捏造事實，阻擋環保署行政執行，稍加深究，發現係吳家安科長提出對大林電廠更新改建計畫之疑慮，媒體援引失誤，竟引大加撻伐。事實上，環保署本其職責，應就大林電廠更新改建計畫嚴審把關，而非針對正進行中之環評案，表明其放行之意圖。暫不論環保署譴責環保局科員之舉是否失格，台電公司大林電廠更新改建計畫，攸關國民健康、環保實效與我國能源政策走向，足資公眾論辯監督與把關。

關於大林電廠更新改建計畫環評案，環保署謂，將要求台電公司於大林電廠更新改建計畫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中，承諾以台電公司自台電其他電廠減量來交換，或購買國內外碳權，抵銷未來大林電廠增加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並要求台電大林電廠朝「傳統污染物」減半的方向努力，以改善高雄地區嚴重的空氣污染。

問題是，大林電廠更新，改建為4部超臨界燃煤機組後，每年新增排放一千萬公噸的溫室氣體二氧化碳排放量，當此時購買碳權之機制尚未成熟，購買碳權之可行性堪疑；且全球碳排放高達80億噸，遠超過地球碳吸存能力48億噸之限，而我國人均排放量又名列世界前茅，環保署先增量再抵減的作法，恐難獲國際環保社群之認同。而對於懸浮微粒之減少與抵換機制，台電之作法，亦未完全取得參與此案之環評委員與專家學者之肯定，是否能收實效不無疑問。

懸浮微粒之傳輸與影響係區域性，高雄居民之健康可能因此受損，不能不察；且粒徑不同，其影響範圍與對健康之威脅亦不同，難以像二氧化碳般可以抵換。相關資料顯示顆粒較大之懸浮微粒主要引起氣喘等呼吸道疾病，而較小之顆粒則造成肺功能下降、呼吸道症狀等健康風險，居民之死亡率可能因此升高。環評委員與專家學者更殷殷告誡，台電承諾要降低污染，卻沒提出具體可行方案，對於機組更新產生的污染物，也沒有檢驗的機制。

此外台電引進美國衍生性粒狀之抵換機制為說帖，充其量亦不過試圖以污染物換污染物，是否能確保國民健康不無疑問，更遑論衍生性粒狀之抵換機制之相關規範尚未研議完備，抵換之說，只是空頭支票。舉此一隅，可知，該案未來成行，對我國環境污染之係屬確定，而台電控制污染之實效，卻仍屬未定之數。然縱此疑慮紛紛，環保署仍支持台電林電廠更新改建計畫，想必有更強烈的政策需求。

事實上，燃煤發電產生硫氧化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碳與懸浮微粒，污染土地、空氣及水，造成生態污染、財產權受損與人體健康危害，除氣候暖化外，還包括人民呼吸道問題、糧食作物減產與酸雨。台灣地小人稠，空氣污染物之傳輸遍佈全島，燃煤發電於我國能源選項中比例，應與環保、國民健康等問題，全面檢討之。倘技術上無法提高能源效率並減少污染排放至可接受程度，則應考慮替代方案如再生能源，而非斷然擴大燃煤發電。

再者，台電動輒引用美國經驗為說帖，亦非全無差池。除地理空間、人口分佈等條件之異外，燃煤生產量與產業結構亦相去甚遠。蓋美國煤資源豐富，燃煤發電產業結構與我國不同，因此美國政府針對燃煤發電產業之污染，透過經濟誘因機制，如限額與交易（cap-and-trade）等達成污染總量管制之目標，即便如此，美國環保署於1988年提出較嚴格之審查標準：新建設施審查（”new source review”即新污染源審查），意圖減少燃煤生命周期中各式污染物之排放與先進清潔生產技術之要求。此外美國政府對於公用事業各項監管亦較為嚴格，尤其針對人民健康與職工安全事項，特別把關。

我國電力公司係屬國營，對於技術提昇與排放減量之任務，更是責無旁貸，更何況是為環保把關之環保署，應要求台電與相關能源產業對環境之破壞減至最低，維護全國人民健康，而非以不當抵換機制來搪塞各界。當環評通過多年後，六輕周圍居民罹癌率增高，環保署把關不力，人民救濟無門等等問題浮上台面，誰才是應被譴責的對象，不言而喻。

　

編註：

台電大林廠更新改建計畫的環評案，最後在7/29環評大會時表決，以一票之差，維持前次環評(只新建兩部機組)之決議。

請肯認及尊重民間社會

作者：徐世榮（政治大學 地政學系 教授）

自從政黨輪替之後，一股強烈欲限縮民間社會活力的舉措不斷的湧現，這不僅發生於政府的行政作為，在許多相關立法中也明白表露。例如，執政者在陳雲林來台時的粗暴表現，讓人驚覺台灣民主的嚴重倒退；近日來超過百位學者及社運界人士挺身自首，聲援李明璁教授及林佳範教授，強烈抗議執政者欲藉由集會遊行法來箝制人民的公民權利，壓縮民間社會的空間，此為一最佳實例。

民間社會的活力偶而是透過社會運動或自力救濟方式來予以呈現，它對於現有的公共政策或是政治結構會帶來一定程度的衝擊，可能也會引起社會的緊張，這對於狹隘以經濟成長為施政主軸的保守型政權而言，是個嚴重的威脅，因為這些運動包含了環保、農民、勞工、族群、性別、住宅、土地認同等多元內容，會嚴重影響資本的積累及效率的提升。因此，這些社會運動在以往通常會被污名化，被醜化為「不理性」、「泛政治化」、「非經濟因素」、或是被冠上「環保流氓」的暴力稱謂，主政者欲除之而後快，而集會遊行法及檢警人員就成為最佳的工具。

上述的論調及作為充斥於民國七○年代，尤其是解嚴的前後，那時立法院前的中山南路及行政院前的忠孝東路成為社運界的最愛，熱鬧滾滾。如今時過境遷，盛況不再，倘回首從前，再細讀彼等的許多訴求，可以發現這股社運力量根本不是主政者所宣揚的那樣負面，它們大部分反而是社會進步力量的前緣，因為它們帶動了政策的改變、制度的變遷、及政府行政組織的調整，它們是一股促使我們社會開放改革的正面力量。

這也印證了都市規劃學者曼紐‧卡司提爾（Manuel Castells）透過其對於社會運動的研究來分辨「政治體系」與「民間社會」的差異。他認為政治體系的目標是在於政府，因此必須倚賴於政府，並且成為政府連結的一部份，所以在某種程度之下，政治體系必須制度化某種社會控制，並且接受某種程度的妥協或交易。可是，另外一方面，社會運動則是生存及發展於民間社會，它並不像政治體系一般，必須受限於遊戲的規則，或是拘泥於制度化的傳統價值及標準。這也就是為什麼社會運動是社會進步創新的主要來源，而政黨、政治聯盟、利益團體或地方派系則為談判及利益交易的對象。

一個健康及民主的社會往往是體現於它的民間社會的活力，主政者應予以尊重，這恐無法透過威權的立法及行政來予以限縮，尤其是台灣社會已艱辛走過了一段自由化及民主化的歷程，我們不可能再回到從前，一個活潑又具相對自主性的民間社會已成為我們社會最佳的資產！

換了交通工具就可換了腦袋看見美麗世界

作者：徐銘謙（看守台灣協會研究員）

6月敦化北路民權民生段自行車專用道開通以來，各界對於這條強調「生活通勤、單車路權、綠色交通」的精神所做的設施褒貶不一。這條位於敦化南北路的自行車專用道，串連松山機場、小巨蛋、敦南、公館及信義等商圈，南北再接上新店溪、基隆河自行車道系統，利用原有的道路側溝空間及取消停車空間畫出2公尺的自行車道，為確保自行車路權不至於被闖入，在不分享路權的路段以路緣石實體分隔。

最直接的質疑來自於沿途停車、臨停需求的汽機車。比如接送小孩的敦化國小家長接送區、公車停靠區甚至計程車或轎車臨停，臨停佔據一個車道，乘客必須跨越單車道上下車；在設有機車灣的停車區，機車會橫越自行車道進出。簡單來說，就是路權會共用的地方，爭議最大。目前台北市政府也做出一些讓步，在設計上打掉路緣石、紅線改黃線容許臨停等方式進行調整。

但是這裡面原本就有一些長久以來的迷思，首先是路權各方都不願意讓自己的速度慢下來，只求自己方便不願意分享路權。再來，台灣過去欲推動計程車招呼站、買汽車必須先有停車位等綠色交通管理措施，一直到受到同樣一群使用者的挑戰而失敗，此次自行車道其實肩負著改變民眾通勤習慣的重任，受到這類的「怒吼」不足為奇。有人歸咎於用路文化、教育尚未成熟，然而，如果不從交通管理制度與城市規劃設計上壓抑汽機車使用，以鼓勵大眾運輸、低碳單車運具，無論是荷蘭、日本的尊重行人與單車的文化，都無緣出現。

這件事在單車使用者來說，也同樣有所質疑。技術好、裝備佳的單車族認為根本不需要自行車專用道，單車通勤是一種求諸個人的生活理念，沒有單車道照樣上路，而且可以大馬路、小巷找自己最適合的路線走，不必受限，現在沒有自行車道還不是照騎；另一方面，有些單車客乾脆騎上人行道，把自己當作行人，自行車變成無往不利、不受任何交通規則約束的交通工具，這類人也不主張自行車專用道,，這類通常以技術與裝備都相對弱勢的家庭主婦、老年人、小孩為主。還有些人只有在假日開車載著單車去河濱自行車道或大自然裡休閒享受，如果路上汽機車還是這麼多，實在不放心直接騎單車出門，這也意味著如果城市的自行車專用道做成一個方便安全的系統時，他們就會改變習慣。

單車族無論在人數以及在道路空間分配的地位都屬弱勢，但是在單車族內部又因為上述三大類型而無法凝聚共識，團結起來向汽機車爭取路權，以致於現在雖然上路的單車已經超過「臨界量」，卻沒有實質改變這個世界。如果繼續如此，只怕政府又會因受到阻力而放棄推動友善環境的交通政策。事實上，各級政府喜歡建休閒自行車道，是因為休閒型的既討好所有人，又沒有太大的成本，而選擇在都會區推動生活單車道，衝擊既有使用習慣，這是吃力不討好的事情，長遠來說卻是可能改變城市品質的作法。論者或謂花費鉅資興建公共工程，但是休閒型自行車道對自然生態的破壞遠比建在城市環境裡的馬路上還要大得多。

自行車道可以用畫線、實體分隔等各種方式來做，但最終目的應該是再縮減汽車道，讓自行車道跟人行道在同一邊，公車區比照公車專用道的模式，設在路中間，讓行人在斑馬線過馬路。確立自行車道是弱勢能騎的通用設計，可以鼓勵轉換交通工具的行為，當走路、騎單車很安全的時候，或許敦化國小的孩子可以像我們小時候那樣，呼吸乾淨的空氣與綠樹成蔭的陰涼，享受自己走路通學的幸福時光，伸展探索美麗世界的觸角。

對教學E化的一點思考

作者：江慧儀（看守台灣協會 理事）

前陣子行政院長劉兆玄前往某國小參觀E化教學的展示，隨後媒體對神奇的電子黑板、完全不用課本的資訊化教材等都給予相當高的評價，認為E化教學能夠讓孩子的學習更多元。

我們無法否認，E化的教學確實有其優點，例如：縮短教育資源的城鄉差距、帶來空前快速的資訊取得方式，讓教學邁向無紙化、省資源（當然，也有人仍會質疑E化不見得較節約），也讓慣於操作電腦的新生代覺得新鮮、有趣，同時創造出新的師生教學互動模式。然而，看到這些一面倒的報導，我們幾個五六年級的朋友不禁在聊天中自問：「教育的目的是什麼？小時候我們是如何學習的？我們被培養的各種能力和E化教學下成長的孩子，有什麼不同？」

只是這樣的疑問沒有太多人膽敢公開地問，一方面我們都不是E化教學專家，沒研讀過E化教學的成效研究，另一方面，因為在這資訊科技已融入日常生活、「世界是平的」的時代，教學上的E化似乎成為一個無庸置疑的必需，也是一個政治正確的選擇，否則提出質疑的人很容易被貼上反科技的標籤。

面對這樣的趨勢與風潮，筆者心中仍有一些疑問，希望提出來與讀者們一起思考：

1. E化與節能的平衡：近年，為提倡節能減碳，行政院曾要求全國各校用電零成長，否則會被要求檢討。某些縣市更訂定用電度數較去年同期降低1-2%等目標，並透過競賽來獎勵學校節電。然而，為了提倡E化教學，優先取得資源的學校卻同時也有耗電設備日增的現象。

這兩個都很重要的政策，不能說完全抵觸而只能擇一，但如何取得平衡，有智慧地使用E化設備則又是學校決策者與親師生都要學習與關心的新課題。

2. 教學能力的消長：為了配合E化教學，不少老師已經開始進行研習，編寫E化教學教案，因此是一種新的教學方法，可以培養老師新的能力。然而，E化是否也讓老師們失去某些教學創意與應變能力？

約十年前，運用PPT簡報檔教學開始成為流行，十年來讓筆者有點感嘆的是，某些老師們對簡報教學已經產生依賴。試想，若某一天忽然停電，老師們是否能夠立即應變，用學校現場資源、創意、實作、觀察等更多元有趣的方法教學？是否都有能力為孩子規劃「從作中學」的學習素材，且讓孩子學到預設的教學目標？

3. 城鄉差距--問題在E化？走訪全台學校，不乏地處偏遠但設備應有盡有的學校。從教育真正的目的、社會現象、經濟結構的層次來看，城鄉差距的問題不在硬體。

以台灣農村的例子來看，孩子所需要的是有理念、愛心、士氣高昂的老師、健全的家庭、社區關係所帶來的安全感與安定感。若台灣農村持續蕭條，青壯年人口外移、隔代教養、貧富差距等問題持續無法獲得改善，則再多硬體與教學的E化也無法真的讓孩子快樂學習、快樂成長。

這個道理眾所周知，只可惜無形的社會結構問題要產生質變是一曠日費時的大計，更需要政治上的決心，而官員們在短短任期內考量的卻只有硬體以求取具體實績！

核三廠火警的警訊

作者：沈弘文（看守台灣協會 理事）

核三廠在6月12日下午三時左右發生大火。根據報載，整個廠區為濃煙所密佈，由當地居民在兩公里外的後壁湖所拍攝畫面可以見到大量的濃煙遮蔽天空。恆春鎮陣民代表吉昌形容火警發生時「像一粒火球爆炸後濃煙密布」。在附近海域參加水上活動的遊客，衣服還沒穿好，就驚恐地逃跑；有遊客憂心的問：「是不是核三廠爆炸了？」恆春鎮民更被這次的火警嚇得忐忑不安，擔心究竟是發生了什麼問題？同時也擔心未來會不會更嚴重的核安事件？

台電核三廠對於此火災的解釋為，位在核能機組旁一座34.5千瓦的「起動變壓器」突然起火燃燒；起火原因為大雨造成三向開關線路短路，引燃變壓器內保護的絕緣油脂造成大火。由於十分鐘內無法控制火勢，廠方先將兩部核能機組發電降載至90％，緊急通報轄區內消防隊支援，經過近三十分鐘，在下午三點四十八分將火勢撲滅。初步研判是變壓器線路的絕緣功能失效才起火，但不排除漏油、管線老舊、雷擊等原因；要等火場鑑識專業人員進一步分析與調查，才能確定原因。

原能會也立即針對這個事件向媒體澄清：「火災一發生，輻射中心人員與輻射自動監測器立即啟動監測放射性物質工作，證實沒有放射性物質外洩，也沒有人員傷亡。」這個說法並沒有新意；在台灣過去所有的核電廠事件，原能會的官方說法皆為「僅為非核安相關設備發生事故，反應爐以及核安相關的設備則是百分之百的安全。」令人擔心的是為什麼非核安相關設備會一再發生事故？為什麼非核安相關設備不能跟反應爐以及核安相關的設備一樣，都是百分之百的安全？都不會發生意外？

我們是不是應該是要反過來問，究竟有那一種人類所設計的系統能夠達到「百分之百」的安全？是飛機嗎？還是太空梭？究竟有什麼設備能做到百分之百沒有問題？除了核能安全外，更令人關心為「資訊公開」的議題。在這次的事件中，廠方一直到火勢撲滅後，才通報地方，令地方民眾很是不滿，認為有隱匿資訊、未能即時通報之嫌。其實，歷年來只要發生核電廠問題，台電與原能會常常以過於專業等理由而未能完全公開相關資訊，以致外界無從監督。核電廠過去多次擅自變更設計及安全規格、資訊不公開、不透明，多次發生輻射水外洩、失火、工安等事件，核安事故層出不窮，卻無監督機制，這才是最嚴重的警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