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海角七號看墾丁的選擇

作者：徐銘謙（看守臺灣協會研究員）

最近當紅的「海角七號」，把恆春古城、美麗沙灘、月琴古調、漁港風情的墾丁，透過魏德聖導演的鏡頭與笑聲不斷的劇情，從大螢幕放送到觀眾的心裡。更有意思的是，他貼切地透過鄉民代表等基層政治人物，表達出本土對外人、大財團侵入的不滿，以他們的方式爭取自己的生存利益。

最經典的部分是，代表站在飯店的落地玻璃窗前看淨白的沙灘與藍天碧海，感慨地說，「年輕人來聽海洋音樂祭，恆春人只賺到撿垃圾」、「飯店也BOT，山也要 BOT，現在連海也要BOT」、「為什麼這麼一片美麗的海，被飯店圍起來，我們民眾都沒辦法看到？只能讓住在這飯店的外地人看？」、「這片海那麼美，為什麼我們自己卻不懂得欣賞？為什麼年輕人都要出外做人薪勞，卻不回來自己作老闆？」在這個沒有工業（也沒有工業污染）的觀光墾丁，年輕人留在家鄉，大都還是當服務業的薪勞，可以作什麼老闆呢？另一部偶像劇「我在墾丁天氣晴」回答了這個問題。愛衝浪的漢文被爸媽頻頻催促去高雄找一份像樣的工作，遇到從台北到墾丁療傷度假的阿南，兩個人決定開一家自己的衝浪店當老闆。

當無動力的衝浪遇到水上摩托車的飆速，難免產生衝突，再加上外國友人因墾丁的紊亂，竟於其論文中建議將墾丁國家公園除名，促使亮亮想用BOT來有效管理水上摩托車亂象，卻遭致當地業者反彈。故事的第二條線，阿南遇上楚大哥，他們號召墾丁在地人集資出地想要在開發觀光與保育之間取得平衡的計畫，也遇上了大財團想要轉而大規模開發購物中心的爭議。而說服強勢的財團與律師們的，是墾丁珊瑚礁區發現全世界罕有的「豆丁海馬」；阿南告訴他們，只有保護美麗的海域才能為墾丁帶來真正長久的觀光事業，而不是炒短線的大型開發案。

兩個故事都提到了BOT，所謂的BOT就是，財政有限的政府將某一個公共財產，公開招商給民營業者建造、營運一定期間，期滿後交還給政府。因為有能力建造大型設施的，往往是大財團，當地人因為資金規模或者很難團結一致，因而往往意味著給予大財團肆意開發自然環境的特許權。因而，BOT在前者代表的是外來者壟斷當地利益的力量，後者代表的是對破壞自然生態的無序觀光行為的管理手段。進一步說，假設BOT的對象給了當地人，排除了外來財團的話（如海角七號給地方型派系政商關係），是不是就沒有問題了呢？

從最近滿州鄉公共造產吉普車隊開發飆沙衝浪溯溪的觀光行程，遭到墾丁國家公園公告違法予以取締的案件來看，相對於BOT，地方公共造產是由地方擁有，但是卻肆意開發門馬羅山草原（在國家公園範圍內）、九棚沙漠（不在國家公園範圍內）等自然地景，造成溪流、草原甚至沙漠的生態浩劫，一樣是炒短線的觀光開發，最終受害的仍是墾丁在地的後代。也許我們可以想想為何漢文選擇衝浪店當老闆，而非水上摩托車；同樣的道理，草原與沙漠甚至溯溪，為什麼不能選擇用雙腳賞景來發展永續的慢速觀光？


編註：所謂「公共造產」，根據內政部「公共造產獎助及管理辦法」第二條的定義，係指縣 (市) 、鄉 (鎮、市) 依其地方特色及資源，所經營具有經濟價值之事業。公共造產得由縣 (市) 政府、鄉 (鎮、市) 公所自行經營、委託經營或合作開發經營。

從金融危機中看我國環境的前途

作者：鄭益明（看守台灣常務理事）

國際金融危機始於去年 8月以來的美國次貸風暴，導致美國前五大投資銀行消失了三家：美林（Merrill Lynch）、雷曼（Lehman Brothers）和貝爾斯登（Bear Stearns），而碩果僅存的「唯二」高盛（Goldman Sachs）和摩根史丹利（Morgan Stanley）亦膽顫心驚，甚至全球最大的保險公司美國國際集團（AIG）亦中箭下馬。這股金融危機迅速波及全世界，迫使全球中央銀行在美國聯儲局領導下，本月18日向金融體系大舉注資2,470億美元，並有多國中央銀行繼續各自注資挽救其國內金融市場。

我國政府也不例外，除了中央銀行調降存款準備率1.25%、國安基金投入股市護盤外，同時宣佈多項提振經濟的利多措施。這些動作不外乎是設法挽救已病入膏肓的金融市場，連同受到拖累的經濟，致使已進「加護病房」的病危金融市場得以喘息。然而是否就如劉兆玄院長所說的我國第四季經濟情況會好轉？

這次發生的全球金融風暴，可是現代經濟史上首次三重危機（金融危機、能源危機和糧食危機）糾纏出現的複雜情況，這三種危機互相影響，全球並無任何經驗處理如此複雜的情勢，光是金融危機的規模至今都還無法釐清。由於不僅金融市場糾纏不清，甚至能源市場和糧食市場都已金融化了，更助長了問題的複雜性和嚴重性。更何況我國經濟大量依賴國際市場，從96年度我國GDP的成長5.72%，其中進出口貢獻了3.89%（出口5.88%－進口1.99%），可以看出幾乎是依賴外銷需求來支撐我國的經濟成長；而目前各國深陷金融風暴的泥沼，消費需求衰退，我國出口受到嚴重影響，也呈大幅衰退，當然勢必大大的影響今年的經濟成長。政府祭出的擴大內需及公共建設方案，實際效果仍待存疑。

然而，在此經濟衰退的時候，對我國環境將會有極大的負面影響。首先，政府急著投入大筆資金救股市、救金融市場、救經濟，自然削減了對環境保護的關注和投入；當你生計發生問題時，怎可能去關注看似與生存無關的環境問題；所以才有貧窮是環境的最大殺手的說法。再加上為了提振經濟，理所當然的盡快通過各項公共建設和投資計畫，此時那還管得上環評和對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再加上開放和加強與中國的貿易，又沒有行之有效的監管機制，我國的食品安全和生態危機的警訊有增無減，進而威脅到國民健康和生態環境。

在此亂世，我們又該如何去捍衛環境和生存權呢？記得在先前的文章中提過，美國開國元勳湯瑪斯‧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的至理名言：無論什麼時候，任何形式的政府破壞這些人類終極目的時，改變或拋棄這個政府，便是人民的權利…。（人類終極目的指人民基本的生存條件：生命、自由和幸福。）我們希望集合民眾的力量，繼續強力監督執政團隊的政策和作為，如果執政的第二個百日還是「好官自我為之」，我們就得行使人民的基本權利，以維護環境和生存。

節能減碳的禮記大學篇

作者、圖片：沈弘文（看守台灣協會理事）

在社會共識上，環境保護是一個接受度相當高的價值，但這只是在理念的層面。在具體議題上，能否落實環境保護優先的原則，則必須考慮經濟利益、欲求滿足與生活便利性種種現實因素；這時價值的取捨，往往就有衝突。

這在中科、蘇花高等重大開發案中，支持與反對的團體之間，會出現那麼大的爭議，就可以發現大家雖然在嘴巴上都講「保護地球環境」，但要不要因為認同環境價值，就願意犧牲經濟利益的好處；在每個案例，不同的團體與個人往往會做出不同的抉擇。

上 週有關中秋烤肉所引發的輿論爭議，就是一個有趣的案例。對於這次的爭論的焦點，如果不是放在批判政府的立場，我個人對這個議題的觀察，則認為這是一次有意 義的社會對話，對話的焦點討論的是：環境保護究竟應該由「修身齊家」的個人道德層次做起？還是要由「治國平天下」的大處著眼？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典出於《禮記》的《大學》篇，原文是：「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 先正其心。」儒家將「知識」的追求，區分為兩種層面；一種是「致知在格物」，這是屬於客觀外在的經驗學習，是外向性的。儒家在「求知」偏重的是「誠意、正 心、修身」的內向性道德層面 ─ 追求的是透過內省自覺去體證固有的道德。

在傳統儒家的價 值觀點，如果人人克己復禮，都能做好個人的修身工作，自然「家齊」與「國治」。所以，平天下的基礎在於明德，也就是提昇每個人的道德認知與修為，而這一切 都要由正心做起，先端正自己的思想，並且在日常生活中的大小事務都應嚴格回歸與落實道德規範，不能因「惡小而為之」，以保持思想的純正，而不被不合理的欲 念所污染 。

依循這樣的思考脈絡，在節能減碳議題上，則要回歸「明德」。如果人人都能堅守原則，在日常生活都能落實做好節能減碳工作，自然會端正社會風俗；而節能減碳的推動，自是事半功倍、不令自行。所以，由道德層面著眼，該不該鼓勵中秋不烤 肉，考量的不是究竟減量所佔的效益有多大，而是將之視為一次節能減碳的社會道德教育，也就是透過機會教育來「明明德」。

持不同看法的團體則是由現代系統管理學的角度來看節能減碳，認為應進行系統性的全面盤查，並找出首要衝擊面，才能對症下藥；而不會在枝微末節浪費太多心力，而主要污染根源卻依然存在。節能減碳究竟應由重理性數據的知性系統管理面著眼，還是要由道德面來感化世風人心，您的看法呢？

衛生紙分類

作者：許惠悰（中國醫藥大學助理教授）

廁所裡擦便便的衛生紙到底丟馬桶好，還是丟在放在馬桶旁邊的垃圾桶好呢？網路裡有很多文章與評論在討論這個議題，畢竟和全世界其他先進國家比較起來，台灣的作法似乎與他們有所差別，絕大多數先進的國家，都是選擇前者，只有台灣採取後者的作法。

記得去日本旅遊的時候，導遊很慎重的告誡我們，日本人的作法，將使用過後的衛生紙丟入馬桶沖掉，這是一種禮貌。問題是，台灣公共場所之廁所卻總是提醒國人，不要將衛生紙丟入馬桶，以免造成阻塞。同樣的一個動作，在日本是禮貌，在台灣卻成為沒有公德心的行為了，為什麼認知的差異如此大呢？

仔細的思考如廁的行為，絕大多數的台灣人應該有共同的感想，進入廁所後看到馬桶旁邊的垃圾桶，如果裡面是滿滿的衛生紙，有的還沾有黃黃的便便，那種感覺的確是段不愉快的經驗。所以，國外的作為是將這段產生不愉快的產品，用馬桶裡的水，將之沖洗掉，使得後來之人可以不用為前人所遺留的污穢之物困擾。

根據網路上某篇文章訪談了金百利克拉克家庭用紙事業部陳忠民協理，他表示面紙和衛生紙的差別在於，面紙是為了提供擦拭臉部、汗水，故面紙裡面有添加溼強劑與長纖維，以強化面紙，使其不容易破掉，而衛生紙裡面沒有，所以衛生紙遇到水較容易離散、分解。所以面紙不建議丟入馬通沖掉，因為較容易產生堵塞的情形。

環保署的說法，衛生紙使用後投入馬桶，雖方便解決部分個人如廁舒適問題，但考量我國公共污水下水道普及率約18％，近六成家戶仍以化糞池處理產生之糞尿污水，但化糞池處理效率普遍不佳，衛生紙投入後除會溶解增加污水污染濃度，造成整體河川水體水質惡化，亦因化糞池僅有厭氧處理作用，也會產生溫室氣體甲烷的排放。其次，如衛生紙進入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處理，仍需以馬達加壓輸送，也會造成能量消耗。此外，進入污水處理廠處理，亦要耗費能源。反之，如採目前的焚化處理，因衛生紙屬高熱質廢棄物，經焚化後可增加發電量及熱值回收，將有助於整體節能效果。另考量國人使用習慣，廁所普遍設有垃圾桶用以丟棄面紙、生理用品、擦手紙、尿布等，並不因將衛生紙投入馬桶而減少垃圾桶設置。考量環境衛生及民眾觀感問題，環保署建議，廁所內可設置加蓋垃圾桶，並定期打掃清理，避免垃圾滿溢。

綜合這些說法，我覺得其實這是台灣邁向進步國家過成中很好的一個開始。透過這次網路之間熱烈的討論，似乎我們都很清楚，問題的癥結在於是那一種衛生紙可以丟入馬桶？到底含多少百分比以下長纖維的衛生紙可以丟？所以，我建議，政府部門不妨與生產衛生紙的造紙公司協商，將這些資訊清楚的列在他們的產品上，如此消費者就可以按照正確的使用方式，來處理這個問題了。

不公不義不幸福的經濟成長率

作者：謝和霖（看守台灣協會 秘書長）

近來協會辦公室旁的小巷子，忽然傳來機械的吵雜聲，原來是有人要來鋪馬路了。同仁質疑說，這裡前陣子才因為下水道工程而挖過且鋪過了一次，而且只是條供社區居民停放車輛的死胡同，不是條會因交通繁忙而易毀損的道路，為何不到幾個月，又要來鋪柏油？這不禁令人聯想到馬政府剛上台時就匆促提出的逾千億元的擴大內需方案。

這一千多億元的擴大內需方案，有583億元用來補助地方政府。檢視一份由網路流傳出來的一小部份補助明細，令人瞠目結舌的不勝枚舉，比如，台北縣市提出了許多道路修建工程，其中台北市有1.2億的水源高架橋「油漆美化」工程，台北縣有7.261億的道路「路面品質」提升計畫；宜蘭縣提出了一個1千萬的公廁、基隆市提出了好幾個2千萬的里民會堂「美化整建」工程；桃園縣要蓋一棟2.5億的「消防局局本部」辦公大樓，以及2.42億的「兩蔣文化園區」環境改造計畫工程。

由此可見，這一千多億的擴大內需經費，有許多被無意義的揮豁掉了，而且得利的只是少數人，一般人民得到的卻是馬路挖挖補補、水泥工程敲敲打打的不勝其煩。在人民對前總統來源流向不明朗的7億元都已不能忍受的情況下，對於這種恣意揮豁人民血汗錢的施政，豈能忍受？這種以擴大政府支出、企圖活絡經濟的政策，在「閉鎖」的金錢流下，只是強化了這個社會的貧富不均，讓地方「有力」人士更加「有利」。即使經濟因此成長了0.5％，普羅百姓仍得辛苦面對全球的不景氣，以及國內政壇的汙煙瘴氣。這經濟成長率的數字，難道可以反映人民的真正福祉嗎？

這波全球不景氣，反映的是資本主義長期以來漠視的一個問題：成長的極限。在地球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人類不可能一直無限制的成長下去。當中印這兩個人口大國，都想要美國式的生活時，必然推升了自然資源的價格，從而抑制了各國的消費，而消費是現代經濟運轉所依賴的動力。在消費不振、經濟衰退的情況下，從而戳破了美國房貸市場的泡沫，而讓全球經濟深陷泥沼。在這種背景下，馬政府在上台前，吹牛不打草稿喊出的「633」口號，是必然難以兌現的目標，如果要強加兌現，反而可能讓國家前景更加慘淡。

不管近年來的能源與其他資源的上漲，有多少人為炒作的成份，但在全球暖化所帶來的種種威脅下，這的確是個重新思考人類發展的重大時刻。如何從現在這個以刺激消費來支撐全球化大量生產的無解經濟，轉向一個自給自足、互助合作、與自然共生的小而美經濟，不僅需要每個人緩下盲目的腳步慎重思考，更需要透過公眾的討論，來營造共識，並進而採取行動。

可惜馬政府上台後汲汲於閉起門來的資源「分配」，劉院長甚至說稅制改革以提高企業競爭力為優先，公平正義次之，完全忘了2,500年前孔子就說過，「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貧而患不安。」請馬政府多為普羅大眾著想，如何營造一個公平正義的永續社會，莫再以拼經濟為名，將多數人的經濟犧牲，換取少數人的經濟提升吧！

被「解放」的廢清法

作者：謝和霖（看守台灣協會 秘書長）

我國的廢清法自1974年制定以來，早期是以環境衛生為主，後來為因應廢棄物非法棄置等種種問題，而衍生出今日的管理架構。由於廢棄物清理是一個涉及企業成本、商業利益、環境品質與社會公義的過程，也因此規範這個行為的「廢棄物清理法」，是一部可以反映我們的行政與立法部門，究竟以何種考量為重，並從中看出他們的擔當、見識與的廉潔。而國會委員的素質，從類似的法制過程中，亦無所遁形。

雖然這部廢清法已歷經了30多年的演進。不過，時至今日，什麼是廢棄物，卻沒有個清楚的定義。儘管有國際法與許多先進國家的法律可參考，但是目前僅有依照產源的簡單分類。在這種管理範疇模糊不清的情況下，出現了許多欲逃脫廢清法管制的案例，比如非法棄置廢棄物的行為人，試圖辨稱所棄置的不是廢棄物，所以沒有違法。這種狡辯的思維甚至蔓延到官員，比如台東縣環保局官員稱被美麗灣渡假村公司棄置在杉原海灣上的工程廢棄土為有用資源，即不屬廢棄物。

尤有甚者，若業者有辦法將其廢棄物登記為產品，即使這種產品的使用與原本是廢棄物時的處置方式沒什麼兩樣，對環境的危害仍有疑慮，但就非屬廢清法管轄。比如中鋼的爐石，今年五月時被發現填埋在屏東東港溪上游水源區（瑪家鄉與萬巒鄉的交界）附近，儘管其強鹼有影響水質之餘，但賣出爐石產品的中聯公司卻顯然不會有法律責任。

若是業者無法以「不是廢棄物」來規避廢清法的管制，那麼選擇「再利用」方式則可迴避廢棄物清除處理過程的較嚴謹管制。因為在2001年時大修的廢清法中，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的管理從原本的環保署，被劃歸到以產業競爭力為主要考量的各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如工業廢棄物的再利用由經濟部工業局管。也因此，事業廢棄物只要被公告可再利用，其清運機構通常就不必是取得政府許可的清除業者，再利用機構資格也沒有嚴謹的規範，且清運與再利用機構也不用上網申報廢棄物的流向。這種用鬆散管制所造成的結果，是形成「環境成本外部化」的誘因，讓許多業者假再利用之名，行廢棄之實，也讓我國的工業廢棄物再利用率達到75％以上的「亮麗」成績。

近來環保署又要修改廢清法，欲將上述存在於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訂定之子法中的鬆散的再利用管制架構，正式納到廢清法中。雖然理論上管制方法沒有因此變得更鬆或更緊，但一旦經過立法院的審查，將來想要加嚴，可能就難如上青天。新政府是個「強勢」政府，擁有行政與立法兩部門的主導地位，非過去八年來受到強力打壓反對的民進黨政府可堪比擬。但如果其不運用這個優勢，好好整理法規裡的漏洞，卻是用來撕扯過去在行政與立法以及經濟與環保的拉扯下已支離破碎的法規，強力輸送利益，可悲的不是執政黨終將遭到人民的唾棄，而是國家根基的敗壞。望身在官府的公僕，能以公共利益為出發點，聽取人民意見，審慎為之。

企業的社會欺騙責任

作者：徐世榮（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

隨著台灣政治經濟結構的變遷，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在新自由主義的衝擊及近年來私有化理念的影響下，它似乎不再如同以往的直接介入於社會相關的事務，而是將許多權力釋出，交由私部門來承接，並宣稱經由這樣的制度設計，能夠達成社會所追求的公共利益，由此，我們看見了許多BOT的案子出現於台灣的社會。

不過，私部門的運作邏輯大抵是以能否獲利為主要的考量，在此思維及運作的模式之下，為了讓所提的計畫能夠順利通過，所呈現的結果往往是重要數據的扭曲，這造成的是預期成本的低估及利益的誇大、及環境風險的嚴重低估，這些計畫雖然使得私部門得以獲利，相對地，公共的利益卻因此而遭受到了相當大的威脅，社會的共信基礎也由此逐漸的薄弱。

若以交通建設為例，學者Skamris & Flyvbjerg審視及比較了交通建設（以歐洲為主）在興建前與興建後的成本，他們最後的結論是興建成本比當初所提的計畫內容，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至一百是非常普遍的事情，而成本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也不是不平常的現象，這是因為那些交通計畫的決策往往是立基於錯誤及過於樂觀的預測數值。

那麼，是什麼原因造成了預測的偏差呢？我們都瞭解對於未來進行預測是相當困難的，然而這卻不能當作為成本低估的主要原因，這是因為Bruzelius等學者發現預測與實際成本、收益之間的差距是具有相當的一致性，而且幾乎都是一面倒的低估成本。因此，他們認為這是因為計畫的提出者為了要讓計畫成功的通過，在預測時就是有意圖的傾向於低估，而不會去高估成本。

為了讓計畫通過，前述學者認為有三個理由可以更根本的解釋成本為何低估：

第一、政治人物製造出過於樂觀的預測，其目的就是要讓計畫通過；

第二、特定的利益團體推銷這些計畫，但他們自己本身卻用不著來負擔成本或是風險；

第三、包商熱切的希望自己所提的計畫能夠通過，因此可以獲利。

這些理由都指出了一點，那就是政治上的解釋是成本為何低估的主要原因，這也就是為什麼前述學者主張那些交通建設的成本預估往往是高度的、及系統的被扭曲及誤導了。

由於利益及權力的宰制，使得成本往往是低估的，預測值也是有意圖的偏差，前述作者引用了Wachs的研究來作為他們結論的註腳，Wachs指出：「在經歷的許多個案中，規劃者、工程師、及經濟研究者都告訴我，他們必須多次的『修改』他們的預測，因為這些預測值無法獲得他們老闆的許可。所以，後來的預測值是必須被『杜撰』出來的，以此來產生一些數字，並獲得聯邦政府的支持，姑且不論這些預測值是否在技術上可行。」Wachs甚至指出，在建造成本方面說謊，幾乎都是一致的。

他這樣的見解也得到了Flyvbjerk等學者證實，他們說，為了要讓計畫通過並獲得利潤，欺騙及說謊就變成了爭取計畫通過的重要手段，在此情況下，交通建設計畫的成本是高度及有系統的低估，而這也應驗了台灣的一句俗諺：「頭過身就過」！

另外，環境風險的低估也是一個普遍的現象。例如，我國環境影響說明書及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是由開發單位自己來提供，而不是由政府來主導，根據過去的經驗，開發單位往往是把環境影響說明書及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的製作交由顧問公司來處理。

於此，就出現了一種現象，那就是顧問公司所做出來的說明書及報告書大抵都是以開發單位的意見為依歸，其結果是，幾乎所有的案子都是可以開發的。為何會如此？這是因為顧問公司是屬營利事業組織，是靠接案子來獲取公司的利潤，因此，在獲利的原則之下，使得它們無法脫離開發單位的影響，而它們所產出的數據也時常為社會各界所質疑。

企業為求計畫通過，成本必須故意的低估（例如高鐵的「零出資」），顧問公司為求開發案能夠通過，也必須主動的降低環境風險，而我們的環評委員會及甄審委員會很有可能都是在審查這些『杜撰』出來的數據，並由這些數據來決定台灣的公共利益。

這其實是個非常不合理及可怕的現象，但是我們的社會卻因為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的籠罩，及對於專家及數字的過於信賴，往往不自覺其中的謬誤，其造成的結果是我們的社會越來越增加了許多不公義的現象。近年來社會往往要求企業要有其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但是我們卻是在私有化政策中，看到了許多企業的社會欺騙責任！

（本文全文刊載於作者部落格：http://sjhsu51545.blogspo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