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如何照顧台灣

作者：周晉澄﹝台灣大學副教授、看守台灣理事﹞。原文亦刊登於台灣立報看守台灣專欄。

中國肺病SARS突然間從中國冒出，不過我們並不知道SARS到底在中國已經存在多久了，或是究竟有多少人感染了SARS，或是已經有多少中國人死於SARS。這就如天安門事件般，到底那一晚北京死了多少人，還是有多少人失蹤了一樣。當然，現在我們都知道，也許說全世界都知道，中國肺病SARS已經讓全世界共享了。喔，不！也許還有很多中國人認為SARS是境外移入中國的。您不相信嗎？幾年後，中國的歷史就有可能這樣記載，如果中國還是這麼的神秘的話，就正如中國說天安門事件沒有死人般。

中國境內到底有多少可怕的疾病，我們實在不知道。何況中國也不跟你講。不過全世界都聽到了，中國副總理吳儀說中國一直在照顧台灣。當然，中國照顧的巨細靡遺，好的東西像SARS一樣，一定要分享。過去的口蹄疫就是最好的例子。很可能很多人都忘了，中國好心送了口蹄疫給台灣，短短半年內竟然有四百萬頭豬隻斷魂，而且從那時候開始，台灣每年都少收了數百億的外匯。您說，中國是不是一直在照顧台灣？當然是，而且我相信，如果給他更多的機會，相信中國會更全心全力的照顧台灣。比如說，狂犬病、禽流感……，將有收不完的好處。

很多人說，中國的藥材與食材好。近幾年，市面上充滿了中國年貨，大都便宜。今年消基會曾抽驗過，有三成二不合格的情形。比如說，魚翅殘留過氧化氫太高，會造成嘔吐、腹瀉及頭痛；墨魚摻了高濃度的甲醛，會引起肝腎功能異常；干貝發霉會造成腹瀉等。這幾樣是可以從中國合法入境台灣的。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抽驗合法進口的瓜子與蜜餞則有約50%與25%不合格。當然，市面上或餐廳裏也不難看到金華火腿、肉乾、燻雞、烤乳豬、臘肉、香腸等；應該注意的是，有沒有摻用過量的硝酸鹽防腐劑，而可能引起胃癌，或是有可能攜帶各種病源及抗生素與藥物殘留等。對了，不是有更多更便宜的香菇嗎？這些食品不曉得如何冒出來的。其實，這些食品是不准輸入台灣的。市面上真的看到了，其安全衛生要打很大的折扣。

說真的，來到台灣的中國食品大都不好。中國看起來還是承襲過去一樣，那麼努力的照顧我們。我們實在也不用再提及，每年還有檢出那麼多的高含量重金屬、除草劑或農藥的各式中藥藥材了。

豈只衛生署官員不知口罩該買幾個！

作者：謝和霖﹝看守台灣研究員﹞

最近，一位去年初請調回鄉服務的公務員朋友，低垂著氣地出現在我們辦公室，告訴我們他想再返回中央部會服務。回想著去年他告訴我們他可以回鄉一展身手，描繪著推動家鄉觀光事業與有機農業時，眼中閃耀的是不同於現在的熱切光芒。他是個想做事的公僕。

問他這一年來在地方服務的情況，他細微地回說，不曉得是不是他講話不夠清楚，他屬下竟然要他自己寫好公文，再交由他們蓋章。當他以辦事不力、並自請連帶處分，來懲處一位怠惰的下屬時，那位先生竟然暴跳如雷地跟他說，他幹了30年的公務員，從來沒碰過這種事！他並提及有些公務員平常就已官商勾結，找他們去做調查一些事情根本無濟於事。聽聞至此，不禁一嘆！

官僚系統的腐化，加上民意代表的貪婪，令想做好事的人有志難伸，革新的行動也大受阻礙。當我們民間團體整天指著政府大罵特罵時，我們心裡是多麼恨鐵不成鋼，多麼希望那位有決策權的首長，能正視我們所說的問題，並能如草上風般，帶動官僚體系一起去解決問題。但我們看到的部會首長們，最會的就是推托拉，讓問題日復一日地存在，年復一年地惡化。或許這些首長們，也早已一起同流合污了吧？

豈只衛生署官員不知口罩該買幾個，環保署官員至今都不知事業廢棄物一年到底有幾噸，只能推估，而且僅能掌握推估的有害事業廢棄物的60%左右，而讓每年六七十萬噸的有害事業廢棄物流竄全台！
豈只衛生署官員不知口罩該買幾個，苗栗縣政府某衛生官員在面對居民質疑竹南焚化爐的環境影響評估為何沒有考慮到一旁的溼地時，「幽默」地回說：「因為那時還沒有溼地！」難道溼地可在兩三年內形成？

而許多行政官員，在遭到監察院的彈劾後，仍然活躍於政壇，監察院宛若無牙的紙老虎，讓這些官員做了壞事後仍然一副心安理得，而其所造成的傷害能賴著不解決就不解決。比如平鎮市公所在處理垃圾上的違法亂紀，讓深受污染的小老百姓，四處陳情二十年，至今仍無法得到合理的解決；官商勾結嚴重的美濃日友焚化爐嚴重污染鄰里百姓，環保署卻推說無法可管，即使已有法可管，卻用最寬鬆的標準而讓廠商可以茍延殘喘至今，而無視一個個氣喘過敏的小孩於不顧。看到政府在處理SARS的事情，即使無法源也得以緊急命令處理，難道一定要死人才算是緊急嗎？為何環保署長可以為了要讓和平醫院的感染性事業廢棄物順利進入元長日友焚化爐，而展現了如此的魄力；而在面對美濃日友焚化爐的重大污染，卻一副軟弱？看著這些敗類官員的油腔滑調、疏於任事、浪費公帑，甚至還可制定法規，以讓財團合法地搬運國庫，實令人髮指。

環保團體經年累月關懷的核能問題、廢棄物問題、水土保持問題、空水土污染問題，哪一個不是跟龐大官僚體系的腐化、價值扭曲無關？決策者缺乏永續的願景，或忙於作秀，或只顧財團口袋；於下焉者則得過且過，推諉怠惰；若我們人民還抱著看戲的心態，將來還有更多好戲可看。

「憤怒的人組織起來去解決事情，柔弱的人一味沉默則受到欺負。」希望仍是佔社會大多數的良善百姓們，能勇於行動，多參與公共事務，多關心公共議題，以讓公務人員戰戰兢兢地做好事情，否則只有投票的民主，就跟花錢請員工卻不知管理的老闆一樣。這社會的清明與否，絕對是每一個人的責任。

我們從SARS看到什麼？

作者：鄭益明﹝看守台灣執行長﹞

我國SARS的疫情擴大，已折損了5位醫護人員為了救人而受害的悲劇，而目前仍無跡象顯示疫情已受到控制。何以SARS會在被認為醫衛建設不錯的我國也肆無忌憚的橫行？猶記得在今年三月三十一日即將接任疾病管制局的蘇益仁警告說：「台灣的SARS疫情將如壓力鍋悶爆開來」。果如其言，短短的一個多月，疫情就遍佈全國，幾乎在一夕之間擊潰了我國耽於安逸毫無危機意識的社會，，也揭開了普遍存在的官場醜態和人性弱點。

首先，我們不得不質疑我國官僚體系的行政能力。至今各種政策仍奉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末端處理思考，未能有前端管理和宏觀的整合思考模式，以至於從中國和香港發生SARS疫情擴大之時，未立刻啟動預警和預防的管制措施，防止境外和境內的疫情擴散。同時根據媒體報導，衛生署竟然連全國醫療院所的口罩需求量，都無法精確估計；另外在追加500億防疫預算的編列上，竟然還出現在國難和財政拮据之時，許多單位仍為掌握資源供己役使而浮濫編列的情形。這些一一顯示我國官僚體制仍充斥著結構性的問題，行政革新似乎仍未貫徹，還有待繼續努力。

再者，我們的社會普遍存在著「我不會那麼倒霉」，因而從未規劃如何處理「不怕一萬、只怕萬一」的社會風險。打從發生SARS疫情開始，除了醫療體系和個人隱瞞相關資訊外，主其事的醫政單位也為了意識型態和自我防衛而耗費精力於鬥爭，並未意識到人類毫無認識的大敵壓境，即將重擊我們毫無危機管理的幼稚民主社會。我們看到病例通報、院內隔離區、及轉院的規劃和管理等，毫無章法，幾乎可以用雜亂無章來形容，更不用談有任何預警和預防的機制了。甚至最近和平醫院轉型為SARS專責醫院的決策，「草率、不負責任」當之無愧。SARS這種仍在我們認識之外的變異病毒，何時人類能夠掌控都還是個問號，怎麼可以把病患集中在毫無隔離帶的市區醫院，足見我國所謂的菁英官僚仍停留在過去「穩定和安全」的社會意識中，完全不具現代風險性社會的危機意識。

這次SARS橫掃全國，曝露過去忽視基礎資料建構的弊病。要是過去能夠建立像個人安全資料的國家個人病歷資料庫、防疫管制資料等基礎資料庫，那麼或許就可以防杜絕病患就醫時未告知而疏於防範的傳染事件。傷害已造成，經驗是否會被重視而成為殷鑑，就考驗著政府和人民的智慧。

SARS疫情的環境觀點

作者：劉志堅﹝看守台灣協會常務理事﹞

近日，SARS在台北市已漸形成疫情，藉這次事件的發展，談談其環境觀點。雖然它本然是屬於醫療與衛生保健的課題，但也是生活環境條件的課題之一。環保單位也已直接參與疫情防制工作。

目前，環保單位在分工上，進行「加強居家環境及公共場所的消毒」及「隔離者廢棄物的收集處理」(及原已在做的醫療廢棄物清理及管制)，由於台北市華昌國宅感染事件，環保署正調查汙水來源及是否涉感染途徑。在上年度的下半年及今年年初，環保單位的重點一直放在登革熱的防治上；上個月，腸病毒也蠢蠢欲動。實務上，可推動所謂「環境衛生三合一防治」工作，即包括SARS、登革熱、腸病毒三項的防治一齊來，進行整體的生活環境(含戶內及戶外)清理消毒，及環衛工程及設施的實質改善，以及公共衛生的教育、各種公共場所(含各種營業場所如電影院、理容院、旅館、餐館、攤販、公共交通工具等等)衛生的加強管制，以阻斷各種傳染病傳播途徑，維護國民健康。以上工作是分屬於包括環保單位及衛生單位的職責，但在防疫工作上實為一體、是要全然照顧到的措施。目前，疫情的嚴重及急迫，已不容推諉、疏漏，這樣的共識及經驗，正好提示出進一步維護國民健康、提昇環境品質的具體作法。即保健、防疫是一體的，保健衛教、環境清潔、公害防治、及生活環境設施供給(如自來水供水系統、建築空調、水溝排水系統等)，要各有關單位都一齊來做好，且搭配無間。

病毒引起的疫情，藉著快速的交通工具、交往的頻繁，很快的全球性的擴大、傳播，其衝擊是非常巨大及可怕的，所以引起這麼大的重視及某種程度的恐慌。相對的，環境的全球性問題，如溫室效應引起氣候變遷問題、酸雨問題、臭氧層問題、生態系崩毀及生物多樣性問題、環境資源耗竭等問題，卻少能引起相當的重視。事實上已有一些事例，因生態系的變異，甚至說其病源是來自原始世界的動物群，使得新的(或是說人類尚未接觸過的)病毒釋出，導致新的人類疫病(例如愛滋病毒、伊波拉病毒、雷沙熱病等)發生。因為人類開發導致一些原始動植物的滅絕，而可能喪失了由這些動植物的成份或基因研發出新的醫藥的機會。這是人類開發或破壞環境，所導致對疫病影響之一事。

人類在文明的發展史上，就不斷的與疫病接觸，這互動過程，是沒有打勝仗的機會(除了晚近醫學及公衛知識技術較發展的年代)，人類不過是類似實驗動物一般，經過一段時期，與病源相互適應妥協而生存下來，繼續繁衍。但人類在環境上的污染及開發、破壞、耗竭，對人類的生存，成為另一種絕大的威脅，其嚴重性恐不亞於疫病。

本次SARS疫情事件，已對台灣、中國、東南亞的經濟發展產生重大的負面影響。在生活經濟緊縮的影響下，是否我們更可藉機反思：我們的追求是甚麼？甚麼才是對人生、對國家、對環境更是重要、更有意義的事？在家庭中，先生去中國投資賺錢(？)、孩子去北京念書好嗎？由這次疫情，可思考、反省的實在太多了。經由這樣的反思，或許對於當地的、全國的、及全球的環境問題，會有所幫助。

SARS與感染性事業廢棄物

作者：謝和霖﹝看守台灣研究員﹞

SARS疫情的蔓延，讓我們體會到了生命的無常與可貴。然而對疫情的恐懼，卻也造成了一些過度的反應，如和平醫院的感染性事業廢棄物送抵雲林日友醫療廢棄物焚化廠而引起當地居民的抗爭(其實這事件的背後實乃肇因於日友焚化廠平時的惡名昭彰，容後再述)。感染性事業廢棄物並不可怕，只要經過良好的包裝隔離與殺菌處理後，大部分即與一般廢棄物無異。如果因為恐懼而使其無法即時處理，並因而堆積在醫院內部，反而造成更大的風險。

然而此事件更暴露了政策的問題。感染性事業廢棄物之所以需要特別處理，主要是因為具有感染性，其實其垃圾成分基本上並不是相當特殊的。因此只要能夠滅菌的方法，都應加以考慮。目前國外在處理感染性事業廢棄物的方法包括使用蒸汽高溫滅菌或微波高溫滅菌等，而焚化則因其會排放戴奧辛與重金屬而危害環境與人體健康，已逐漸遭到淘汰。然而我國的法令仍要求以焚化為主，致衍生種種問題。

目前我國將感染性事業廢棄物區分為10類，其中僅4類允許使用高溫滅菌方式處理，其餘6類，約佔感染性事業廢棄物總量的70-85%，則一律要求以焚化處理。因此現在大部分醫院為了方便，而將所有感染性事業廢棄物以焚化處理，鮮少採用高溫滅菌者。有些醫院是於院內設置焚化爐自行處理，有些則是幾家醫院共同設置焚化爐聯合處理，有些則是委由代處理業者如日友焚化廠來處理。

由於感染性事業廢棄物量並不大，一般約為醫院產生的所有事業廢棄物的15%左右，因此若醫院自行或聯合設置時，其焚化爐通常都很小，污染防治設備簡陋，而醫院通常非專業出身，其操作人員常常是訓練不足。因此在設備不良、操作失調、再加上醫療廢棄物中高含量的氯(來自於聚氯乙烯塑膠)，與廢棄物量小而無法連續操作所導致的頻繁的起停爐，故其排放出的戴奧辛污染相當可怕。尤其設置在院內這樣的人口密集區，更對人體健康造成重大影響。然而依照我國的環評法，這些小型醫療廢棄物焚化爐的設置通常不需環評，是以造成醫院這種應該是救人的地方，反而成為害人的毒性物質來源的這樣突兀景象。

如高雄長庚醫院後方就有一座小型焚化爐，煙囪奇矮(設計不良)，若無人指點根本就不知那裡有一座焚化爐。據附近居民表示，其常於深夜偷排黑煙（操作失調）。而這樣的一座污染設備的附近，就有大高雄的飲水來源澄清湖、兩所學校、以及一座棒球場，更不用說密集的住宅區了。

如若醫院委外處理，則通常會出現長途運送的現象，如此次和平醫院事件。長途運送增加了車輛翻覆的機率，徒增感染源擴散的風險。而受委託的處理廠理論上應該較為專業，但是其排放的污染仍常受附近居民詬病，如此次事件中的日友焚化廠。這是因為聚氯乙烯塑膠實在是不能以焚化處理的；再者則是廠商為了降低營運成本而隨意操作，而這在環保單位的不作為(疏於監督管制)與不痛不癢的懲罰條例下，更是無法無天。另外，這些代處理廠的選址在我國粗糙的環評制度下，也常常選在不當的地方，如日友焚化廠的附近就有一所學校。而醫院在成本的考量下，選了這種廠商，等於是花錢免責，並將污染委外輸出。

如果採用高溫滅菌的設備，則由於其幾乎不會產生污染，操作技術簡單，因此可於院內設置。滅菌後的廢棄物可以再利用或者掩埋，因其量小並不會對掩埋場造成多大負荷。因此建議環保署與衛生署，應該開放感染性事業廢棄物的高溫滅菌處理，不過應對該技術的設備規格與操作要求應謹慎規劃，並輔以適切的教育訓練與強力監督，並禁止焚化聚氯乙烯等不當材質，如此方能不枉SARS給我們的教訓。不要只會作秀，而無視於問題的存在，否則即使消滅了SARS，卻讓全民感染了更多、影響更為全面的戴奧辛。